刑法的情怀——析“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导入

法律不外乎人情,刑法的规定不能无视人类基本的情感和人性,这是刑法应有的情怀。然而审视我国现行刑法,体现着人类最基本情感的＂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相应的法律生存空间。本文在阐述了国外刑法对＂亲亲相隐＂的关照和＂亲亲相隐＂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意义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刑法提出了几点不成熟的立法完善建议。     

基于窝藏、包庇罪所作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分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明确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并且,规定其主体为一般主体,并无例外。笔者认为此种刑法规定未免过于"无情"。从人性论、亲亲相隐原则、自然法思想及现行此罪立法、司法实践的弊端,认为此种立法设计并非最佳,也不利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对此罪予以重新审视和完善是有必要的。     

“亲亲相隐”与亲属间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豁免

"亲亲相隐"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今中外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规定中全面舍弃了"亲亲相隐"制度,这有违人之常情,而且也有可能造成人情淡漠。应在立法中对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进行改造,构建出现代"亲亲相隐"制度,从而达到法律和亲情的平衡,避免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     

谦抑原则与经济刑法司法论纲——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以对谦抑原则和经济刑法关系的分析为理论基础,检讨了我国现行经济刑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刑法司法谦抑提出了建议.     

刑事立法模式的宪法考察

现行刑事立法采取了将所有犯罪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的模式，没有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导致刑法典中出现大量的绝对空白刑法规范与相对空白刑法规范，并且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宪法原则；绝对空白刑法规范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相对空白刑法规范不符合明确性原则；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不符合比例原则。只有改变现行刑事立法模式，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在刑法典中仅规定自然犯，才能使刑事立法模式与宪法相协调。     

论对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 ,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已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 ,但在司法实践中实施难度较大。本文论述了怎样认定才较为符合刑事立法原则。     

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

法定刑是具体犯罪的刑罚标准,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刑法规范的基本内容之一。立法者在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贯彻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共同准则,这就是法定刑的立法原则。本文认为法定刑的立法原则有：明确原则、公正原则、谦抑原则、协调原则和稳定原则。并且结合这些原则,作者对我国现行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法治社会：亲亲不得相首匿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古代尤其是汉代司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汉律儒家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然而，时至今日该原则无疑有悖于市场经济中要求的法治原则，现行刑法中也规定了与该原则背道而驰的条款。因此，对该原则我们应取其精华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其带来的消极作用并予以规避，以完善司法原则与刑法精神，促进法治建设的发展。     

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刑事法律中之重构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曾为历朝统治者所推崇。随着新中国成立,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而被现行刑事法律所摒弃。但这种以人伦亲情为纽带的传统法律制度,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在我国刑事法律中予以重构。本文就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重新构建亲亲相隐制度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论证,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与司法。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简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对刑法修改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现行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量刑原则、共同经济犯罪的处罚以及包庇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无论就其立法内容还是立法技术而言，都存在诸多问题。需在刑法修改中加以完善，以增强刑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我国内地特别刑法立法之演变及其对澳门特区的启示

特别刑法是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规范.中国内地的特别刑法立法经历了1979年刑法典之前的单行刑法及其之后的大量特别刑法以及1997刑法典之后的少量特别刑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优劣互现、利弊并存和得失兼具的特征.而澳门特区的特别刑法立法是其现行刑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较多,特别刑法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地与澳门现行刑法规范中特别刑法立法存在数量、地位和前景方面的差异,内地特别刑法的演变道路以及立法机关对刑法立法从应付性、经验性立法思路转向统一性立法格局的走向都值得澳门特区借鉴.     

罪刑相适应原则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我国现行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任何原则都有其局限性。这一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基本原则,在现代社会刑法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动摇,并面临着重重困境。许多学者试图对其加以拯救,也有学者设法以其他原则取而代之,但都不尽如人意,难免存在偏颇。本文试图对这一原则进行反思,并探求走出困境的出路,以期抛砖引玉。     

论罪刑法定——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为是近代市民刑法的主要标志、基本原则。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社会结构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司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7年我国新修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实现了该原则的立法化。然而,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承载了人们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期许。     

论经济法规中刑法条款的制定

文章作者指出:近年来制定的经济法规中,有些刑法条款往往不能遵从统一的刑事立法精神,从而出现与现行刑法典的规定、与整个刑事法律体系不相协调、统一的情况。为此,必须确立在制定经济法规中的刑法条款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1.确立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2.协调统一的原则。3.明确适用的原则。4.必要和慎重的原则。5.刑事责任与刑罚衔接的原则。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在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旨的法治国家的实现中,比例原则以其具体性、规范性和目的性在限制刑事权力上有着重要担当:能够弥补刑法的基本原则无法防止立法泛滥及刑法的谦抑性所不具有的硬约束力之缺陷.也因此,刑法学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分析范式,并以其三项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建构为突破口,追寻一种理性的罪刑规范,并形成如下学术路向:把比例原则作为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应该考虑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在刑法解释中强化合目的之法律解释方法.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展开和刑事司法公正

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只要看看现行刑法第3条的规定,以及现行刑法废除了1979年刑法第79条所规定的类推制度的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类推制度的废除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是指可以阻却刑法修正的各种事由。立足于立法面向的刑法教义学,立法者必须把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人权原则、比例原则、效益原则等作为判断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标准。当一种行为已为刑法分则之罪名所涵摄、抽象性概念经由刑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可以明确、设罪违背比例原则要求的"无先而后"的逻辑规则存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或立法效益明显低于立法成本时,即存在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立法者应停止这种刑法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