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范围的划分

经济刑法立法是国家用以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门手段，为了充分发挥经济刑法立法在该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防止和避免其产生消极作用，在经济刑法立法过程中，应该准确、恰当地对经济犯罪立法对象范围予以划分。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范围的划分原则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范围的划分应严格实行对象范围法定原则。 确定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范围的首要原则，就是实行对象范围法定原则。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经济刑法立法把哪些行为纳入其调整范围之中；经济犯罪的数量、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只能由经济刑法立法予以规定，其他立法以及任何组织和个…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念定位与表述路径——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我国附属刑法规范表述路径和立法模式尚存在诸多缺陷。附属刑法规范的制定、修改应沿袭刑法典制定、修改的刑事立法理念，以免导致附属刑法规范之刑法精神的丧失。附属刑法规范制定既要坚守刑法基本原则理念和现代刑法新理念；为实现附属刑法规范的科学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应倡导在散在型立法模式的指引下制定附属刑法规范。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平衡性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贡献

刑法立法思维直接决定着刑法立法的质量与水平。《刑法修正案(九)》在得失中为我们贡献了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从"关系刑法论"那里获得概念界说与结构性把握,并可从刑法联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那里作出考察和描述。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被《刑法修正案(九)》用作刑法立法内部关系与刑法立法外部关系问题处置的自我检视,而此自我检视也是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的自我证立与深化。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联系刑法立法的民主性思维、科学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审慎性思维予以再度深化。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最终决定于立法是社会关系的"平衡器",故其具有对其他刑法立法思维的统率性。     

论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目标——兼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

西方法学界所指称的刑法解释目标，实质上是指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的目标，而我国刑法解释体制仅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带有普适性的刑法司法解释两类，并不承认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在探讨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选择时，大多是针对刑法司法解释而言，忽视了刑法立法解释自身的特殊性。依照各自的性质、特点及法治现状，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应采取以主观解释为主、客观解释为辅的折衷说，而刑法立法解释目标应当采取客观说，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对法律的期盼的目标。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及其完善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世界刑法立法观念的趋同化和刑法立法制度的一体化是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外部力量,而社会治安形势的变迁、法治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是促进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内部因素。在改革与开放的内外因素作用下,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起步、扩张和完善的不同阶段,实现了刑法立法理念由注重秩序价值走向秩序与自由价值并重,刑法立法模式由分散走向统一,刑法立法内容由单一走向综合,刑法立法技术由粗疏走向精细。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需要,坚持科学化和人道化的立法发展方向,不断推进刑法立法制度和措施的发展完善。     

论我国新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及其完善

论我国新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及其完善●武汉大学法学院孙昌军蒋羽扬一、我国新型法典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我国新刑法典颁布以前，对单位犯罪采取的立法模式是单行刑法、司法解释和附属刑法，明显存有日本立法模式的痕迹。实践证明，这些法律规定是较为成功的，...     

刑法分则立法形式的选择与协调技术

刑法分则立法形式的选择与协调技术高一飞我国刑法分则的存在形态是以刑法典分则为轴心，以特别刑法为补充的模式。现有模式是适应刑法初创时立法水平和立法经验以及我国转型时期刑法变更较快而出现的，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但因其缺乏较为明确统一的刑事立法...     

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刑法规范对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语言具有准确清晰、简洁通俗、庄重严谨等鲜明风格，然而，我国《刑法》的立法语言则存在着语义不清、累赘重复、罪状表述含糊、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突出问题。为此，从宏观上来讲，需要制定一部规范立法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并构建立法语言审查制度，以期实现我国《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论我国刑法立法解释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对于填补刑法制定时存在的漏洞，使现行刑法适应变化多端的犯罪现象，保持和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时、有力地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统一司法界和理论界的认识，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刑法学领域，对刑法立法解释这一问题的关注尤嫌不够。     

刑法类型化思维：一种＂基本的＂刑法方法论

刑法类型化思维并非局限于规范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它包含着刑法立法类型化思维和刑法司法类型化思维．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中有着广阔的运用空间。刑法类型化思维有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运用：在宏观方面，刑法类型化思维关联着刑法典的章节结构和刑法渊源，并提升着刑法的结构合理性与和谐性；在微观方面，刑法类型化思维关联着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罪状设置与具体的刑法解释，并在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两个层面提升着刑法的实质正义性。刑法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基本的刑法方法论。     

我国内地特别刑法立法之演变及其对澳门特区的启示

特别刑法是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规范.中国内地的特别刑法立法经历了1979年刑法典之前的单行刑法及其之后的大量特别刑法以及1997刑法典之后的少量特别刑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优劣互现、利弊并存和得失兼具的特征.而澳门特区的特别刑法立法是其现行刑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较多,特别刑法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地与澳门现行刑法规范中特别刑法立法存在数量、地位和前景方面的差异,内地特别刑法的演变道路以及立法机关对刑法立法从应付性、经验性立法思路转向统一性立法格局的走向都值得澳门特区借鉴.     

刑法立法协调性研究

刑法立法的协调性既包括刑法内部之间的协调,又包括刑法外部之间的协调。我国刑法立法既有来自与宪法、相关法律以及与国际公约精神之间的失调,也有来自刑法修正案、附属刑法以及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的失调。我国刑法立法产生失调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因为立法的仓促,有的是因为行政立法缺乏整体性意识,有的是因为立法指导思想的不足,有的是因为法律梳理工作不及时。为了促进刑法立法的协调工作,宜采取及时梳理立法、增加新的条款和强化刑法解释三种路径进行。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冲突论简

从刑法基础理论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保护与被保护，刑法是部门法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衔接、竞合、交叉，从刑法适用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混同适用、责任认定不清。从立法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合理衔接类型、内容一致类型和内容交叉竞合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处罚法》的适用空间，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理性地解决冲突的路径在于以司法解释为先导，以法律解释为补充，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假以时日．推进立法的完善。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改革开放30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下)

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论特别刑法与刑法典的修改

特别刑法是修改或补充刑法典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和。基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刑法典存在的缺陷、刑事政策的调整和刑法理论研究的推动，我国近些年颁行了大量特别刑法。特别刑法这一立法方式本身具有适应性强、及时灵便、针对性强的优点；但同时亦有立法随意性大、冲击刑法典的弊端。从我国现行特别刑法立法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被破坏、重刑化倾向明显、法条关系紊乱、罪刑关系不协调以及罪名不清、适用困难等是其几个重大缺陷，在修改刑法时应对之予以完善。在全面整合特别刑法时，应以编纂的方式进行系统立法，全部纳入刑法典；应坚持原则性，讲究技术性；并应明文规定刑法典同特别刑法的关系。     

反思非对称性刑法立法——以《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为契机

非对称性刑法立法是指刑法对相同或者相似情形作不相同或者不相似的规定,包括在罪责刑关系上的纵向不对称立法和横向不对称立法。我国《刑法》总则的刑事管辖权、犯罪主体、犯罪停止形态等规定和《刑法》分则在罪与刑、罪与罪的关系上存在大量非对称性立法。过多的非对称性刑法立法对刑法结构和价值产生了较大冲击,为弥补非对称性立法缺陷而进行的刑法解释适用又造成了新的法律冲突。刑法立法应当坚持相对对称原则,只有当刑法规则要素和刑法规则适用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变时才能进行非对称的差异性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通过修正非对称性刑法规定,有助于实现国有单位人员与非国有单位人员渎职行为的对称性入罪、促进贿赂犯罪法定刑的对称。     

积极促进刑法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纪念97刑法典颁行10周年感言

刑法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刑法立法工作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刑法立法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刑法学者参与刑法立法意义重大。1997年刑法典具有时代特色并获得了重大改革和多方面进展。晚近1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成就斐然,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的完善方式值得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刑法的改革,应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强化人权保障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并着重致力于死刑制度改革、加强人权保障和应对时代发展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努力探索刑法改革的科学方式。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浅析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有其特定的存在依据和特殊的涵义,与刑法立法、刑法修正、刑法司法解释等概念有着各自的内容和特征;其具备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刑法中的解释性条款、刑法(修改)草案说明、刑法补充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刑法问题的有关答复等,都不属于刑法立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