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

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巨大变迁,是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事实.它需要我们转换研究视角,将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分析转换成自下而上的过程性分析,也就是转向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实践主体不断在参与实践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新的身份,并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其中实践逻辑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化的方向和结果.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然以学习和遵约实践为主要特征,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共有知识和共有身份的形成.同时,中国的参与实践也带有自身特性,表现出整体主义、协调主义和常识主义三大特征.     

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

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实践转向"与中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以实践逻辑为中介,建立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发起了以话语实践、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凝聚了创建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共识,这一共识经过金砖国家机制加以确认,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国家机制创始成员国,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中国利用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新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是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依托自上而下社会化理论的阶段论分析,虽然有助于直观地理解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变,但是其所推崇的“教”与“学”模式不足以揭示双方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体系外国家获得国际社会新身份的描述是突发式的,即从体系的反对者或规范的反对者突然转变成为规范的学习者,这种分析视角过于简单.在“实践转向”的启发下,依据“参与实践”理论,可以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强调实践的情境性和即时性,重视“惯习”的作用和施动者的能动性.联盟实践将联盟视为一种国家实践,在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过程中,联盟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但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与第三世界形成了密切的联盟,还在国际组织层次与教科文组织形成了松散的联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     

主权规范传播与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基于国际规范传播的翻译实践视角

国际规范传播的社会化理论强调文化匹配是国际规范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前提,而对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的国际规范传播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社会学的"行为-结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这三个前提出发,提出了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追踪翻译实践参与主权规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研究发现,在近代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存在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冲突,造成外来新规范与本土原有规范出现文化不匹配的背景下,为了重新界定身份以融入西方以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作为翻译实践的不同文化取向,归化策略的运用促成了主权规范的本地化,异化策略的运用则促成了主权规范的社会化,从而实现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的近代主权观。     

参与和互构: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探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加快,逐渐从旁观者、学习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同时也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相对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与安全体系、国际经济体系而言,学界鲜少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行研究,对中国参与全球的软治理重视不足,而这恰是提升中国软实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方面。本文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社会文化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个维度,具有内容多样性、运作灵活性、影响外溢性等特点。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经历了话语接轨、学习实践、遵约建制和内化创新等阶段,体现出参与立场与原则鲜明、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注重实用性、选择性渐进参与、创新性弱等特点。中国的参与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是一个互构过程,对双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IMF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社会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以中国为例,在应对1997年及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中国形成了"有管理的"而非"完全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并完善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中国实践的积极作用,开始反思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并在全球进行推广。双向社会化理论是解释中国与IMF互动的可能路径,通过对双向社会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认知转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以自身经验及治理理念更多地影响世界,对国际经济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党员身份认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体意识的自觉

党员身份是党员内化党章、准则、政治信念和价值系统等为自我思想体系并进行自我认知和确认的独特标识,是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主体的事实或理论概括,身份管理是其力量生成和团结的思想和观念基础。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员身份从起初的信念约束状态到阶级属性再到政治身份管理过程,呈现出不同阶段自我管理的具体形式。从主体意识、现实经验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体沿着"我是共产党员、真正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共产党员"等路径形成和发展身份认同,是团结一切力量和保证"党的在场"的关键所在,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逻辑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迅速成长,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这些变化,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形成了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99。66新外交”在客观上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逻辑。     

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基本模式与前景

中国对区域性国际组织安全合作的参与不断扩大和提升,陆续提出关于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安全合作新架构"以及"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伙伴"等新倡议。在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基本理念与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也具有广泛的适用前景。但随着国际格局、全球安全形势以及区域组织安全角色的变化,中国模式的局限性和面临的挑战日益显现,有必要在坚持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探讨新的路径与空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及其适用前景,并就未来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选择提出建议。     

70年来中国外交思想核心论点的演进解析

时代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作为外交思想的核心论点,三观紧密相连、相互啮合。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时代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三个方面的演进历程分析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平衡,以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平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体系。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对于中国梦、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学者对中欧关系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中国人看欧盟”调查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中国人看欧盟"的调查结果,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中国学者对中欧关系的认知状况,同时结合国际政治心理学中认知学派的视角,主要分析了影响中国学者判断当前中欧关系友好程度的因素,为更好地理解学者的态度形成和改变提供初步依据。研究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上年的年收入水平后,中国学者的个人对欧盟印象、首选的最重要信息源、最重要信息源关于欧盟的信息是否正面、是否参与过中欧学术交流或合作、研究或教学领域是否与研究欧盟或欧洲相关、是否去过欧盟国家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其对中欧友好程度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因素反映了学者在认知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认知环境。另外,学者的专业水平(包括对欧盟基本知识的知晓程度或对欧盟了解程度的自评)并没有造成群体内部在中欧关系友好程度评价上的显著差异。     

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几点看法

国际体系涵盖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当前正经历着全面深刻调整。中国原本就是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新中国重返国际体系，并在21世纪初与国际体系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进一步明确自我定位，不断充实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牢牢抓住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努力增进国际战略主动权。     

泛北极共同体的设想与中国身份的塑造——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

泛北极共同体作为一种超越北极地区、民族和国家疆域的组织形态,内含包容、开放的特性,可以为摆脱现有的北极治理困境提供新的出路,也能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身份创造更有利的塑造空间。温特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的。契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康德文化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身份的塑造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从现实来看,这种身份的塑造又将受制于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唯有从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着眼,才能有力地建构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家身份,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因而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广为瞩目的"中国崛起"现象。中国的崛起正在给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核心,在于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本身始终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面临着国际规范变迁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构建出来的社会事实。人权、民主等原则被认为是国际新规范或"新文明标准"的重要内容,中国不得不选择应对国际规范变迁的政策,而中国的政策选择会极大地影响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一国的国际形象是别国对该国综合实力认知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和看法。“话语”作为一种具有建构功能的社会实践，通过干预主体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认知结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制造出具有全球影币力的话语，而中国由于实力较弱，且话语权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国际形象塑造的话语主导权。新世纪，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树立真实、可信的形象，有赖于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     

论国际竞争格局演变中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并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全球公共治理的主要变革和创新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中国因素、中国意识与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为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国家身份几经转换，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国际社会的一员，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秩序，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传播路径研究

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传播路径建设,关系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影响国家文化安全和文明价值理念的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传播,应积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构建主流大众话语中的作用,创新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相契合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传播体系,与大众话语形成良性互动。应借助网络媒体传播、建立"议程设置"与政府参与结合传播、打造全方位传播等路径和手段进行积极有效地传播。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