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

目次一、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概念界定二、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成因分析三、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利弊分析四、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供给公共物品的制度层面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然而,非正式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能     

“监企合一”制度的变革与回归：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阐释

“监企合一”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法律、财政保障等领域的制度环境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制度供给失衡，诱发了“监狱企业”不利于罪犯劳动改造质量提高这一次级制度的变迁。在转述的基础上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范式检验“监企合一”制度变迁的动因、逻辑和方向，主张当下的监狱改革不应简单否定传统的“监企合一”制度，而应当在继承和完善的基础上引导制度理性回归，在制度供给不足领域实施以地方政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互为补充的相机组合方式，最终达成制度均衡。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实践阐释

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来自于多种主体的实践参与,更源于这些主体复合、交叉的作用与共同推进。这表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变革方式都与此前有很大不同。此格局的形成有着自身内在的深层逻辑。未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应在克服多种主体实践活动本身缺陷的基础上,延展成功的实践活动,发展出新的技术与方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变迁之路。     

美国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约束与实施机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解决引发腐败以及公众信任危机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问题,美国联邦政府逐步构建起一个适应社会文化背景的制度约束体系——不仅通过健全刑事法律、出台伦理法规、颁布行为准则等系列正式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起一套外在识别和威慑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行为的刚性约束篱栅,而且通过逐渐积淀的社会生态文化、组织公共精神以及个人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作用形塑起一道与正式制度相契合并内在规约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心理和行为倾向的柔性约束防线。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通过组织保障、教育培训和监督惩处等配套实施机制,不仅确保了规约利益冲突行为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得以有效实施和高效运行,而且对最终从制度体系的三个维度约束利益冲突行为以及有效遏制困扰美国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频发的局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社会建设视野下的法律制度供给时序均衡问题研究

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制度的及时而有效回应.在分析法律制度供给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法律制度供给时序均衡经常受到供给主体、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提出从理念基础、立法模式、策略和方法论层面提高法律制度供给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公共权力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深刻的制度经济学原因,包括正式制度的缺陷、约束机制的缺位、激励机制的欠缺、惩罚力度的疲软正式制度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缺陷、道德代价的下降、传统政治文化"路径依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笔者通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公共权力腐败现象,指出应加强制度建设,即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从根源上遏制公共权力腐败。     

信息公开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制度变迁有需求主导型和供给主导型两种模式,分别表现为 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向度,其间非政府主体和政府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从信息公开制度的变迁看,西方主要国家呈现为前一种模式,在我国后一种模式 的成分更多。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关系分析,如果供需不平衡、差异过大, 可能会影响到制度的变革。     

唐山筑牢惩防体系的制度“围墙”

河北省唐山市近年来在惩防体系建设中,坚持以整体性、建设性思路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实施顶层设计,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为唐山市科学发展提供了保证。以制度为基础,构建惩防体系基本框架。唐山市坚持把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惩防体系的核心工程,构建了"6+2"惩防体系基本框架,即围绕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六项主体工作,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两项核心工程。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意见》,成立市委反腐倡廉     

治理视野下的信访制度

中国的信访制度运行50年,在21世纪进入了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可见,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更加符合治理的逻辑而不是法治的逻辑。在治理的视野之下,按照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的目标,改革信访制度的现实路径应着眼于改善信访的社会环境、合理定位信访功能、坚持法治原则、注重信访治理过程及信访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索多样化处理问题的方式。     

归责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与法律责任

自由意志是归责的基础,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基因工程、医疗性人工装置和人工智能构成了对自由意志的根本挑战,对法律责任的认定影响甚大。这些挑战是根本性的,而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它们在法哲学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挑战,即以基因工程和弱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引发了人类在自由意志方面的争议;二是未来的终极挑战,即强人工智能体被认为具有和人一样的自由意志,能够成为法律主体,从而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现实的挑战构成了责任承担的新的"宽恕"条件;而未来的挑战也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自由意志不仅关乎责任,也关乎人性尊严。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来自于中央司法机构、地方司法机构与民间主体这三类群体具体行为的推动,而这些群体的行为受各自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支配。支配这些群体行为方式的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从＂多重制度逻辑＂来解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信贷供需市场,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其均衡水平和运行效率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本文总结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微观参与主体的特点,并给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对供给曲线的影响,进而认为政府的制度安排落脚点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刺激供给。     

监察建议功能的转型嬗变及其规范进路

监察建议不仅是纪委监委对公权力运行实施专责监督的“有力武器”,而且是落实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有效方式。历经制度变迁，监察建议逐步具备了耦合“内部自治—外部他律”职权，整合“问题导向—标本兼治”效能；发挥着从“柔性建议—刚性约束”,从“具体面向—系统综合”风险预防的制度功能。但同时，监察建议也面临制度供给不足、执行悬浮化、结构性张力以及可能的嬗变异化等问题。完善并规范监察建议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制定统一规范的监察建议运行指导意见；推进监察建议内外部程序规范化建设以及完善建议型处置的控权约束机制。     

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核心问题

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争论的焦点.农村土地国有制是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现实可选制度.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代表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权主体代表相互之间关系;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行征收征用过程中,公共利益涵义与标准的确定;非公益性质下,让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允许农村土地的市场出让等.     

“聚集信任”还是“扩散桥接”?——基于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问题】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是区域与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面对纷繁复杂的区域利益关系变化,我国城市主体加入合作网络决策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方法】本文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与随机主体社会网络动力学模型,基于2007—2018年间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合作关系的历时数据,剖析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过程,识别城市间合作行为策略模式及内外生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结构呈现出趋向信任的聚集闭合型动态演进路径;长三角城市偏好选择地理上邻接、具有相似人口密度与居民收入水平背景的主体作为区域性合作伙伴;地方领导人跨域交流和区域政策协调网络对城际公共服务合作的产生具有较强的外部驱动和催化作用。因此城际合作策略具有显著的低风险偏好特征,并通过加强信任承诺与集体约束机制,以减少合作交易成本,规避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结论】基于大规模、跨时段动态关系数据的合作网络演进考察,为理解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生发动因、影响因素及城市主体合作行为策略模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区域公共服务精准化制度安排与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提供政策参考。     

对虚假广告治理的法律分析

政府对虚假广告的打击为何不力?从制度、执法资源、对虚假广告严重性的认识以及执法机构与媒体的关系等层面考察,可以发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目前的制度变迁要处理好四个基本问题,即必须使违法者多种维度的利益受到损害,且强度适当;使所有责任主体都承担责任;治理过程中注重法律路径与非法律路径、传统路径与非传统路径的结合;注重对执法的约束与激励。目前应该找到最佳法律责任的确定路径、执法资源短缺的应对路径、使所有责任主体都承担责任的路径以及使消费者拥有充分、有效信息的制度路径。     

制度变迁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拓展与行为异化

脱胎于西方高度结构化制度环境中的新制度主义与我国低制度化的现实环境存在明显的错配,导致与常识性经验体认不符。而以地方核心行动者为视角来解析制度变迁中地方行动空间的拓展与行为异化则可以破解这一难题。我国制度变迁的波动性、制度非耦合性及实施机制不健全都给地方核心行动者扩大了行动空间。这种空间的拓展也带来了追求短期政绩、职能错位及类苏丹化现象,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制度供给。     

马克思的主体能动性与当代改革

在改革中,要重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人作为改革的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机制,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余毒;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重视情感、意志在主体能动性发挥中的作用;完善主体自身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     

论自然人权利能力制度的法哲学依据——以近代德意志法系私法制度为对象

近代德意志法系私法制度创立自然人权利能力制度的主要法哲学依据乃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意志理论。依据此等自由意志理论,只有具备自由意志这一质的规定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才既能谋求自己的利益,又能受理性法则的约束,从而才具备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才可以成为私法上的主体。     

公民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公民是适用于政治领域的概念;公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有一般公民与统治者、善良之人之分;公民行为的目标是维持政体的安全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公民教育的原则必须与政体的性质相一致;公民教育的内容既有实用知识的教育又有高尚情操的引导;公民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灌输,还需要制度环境的保证。这些主张对于历史上缺乏公民教育的现代我国具有基础性意义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