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实践阐释

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来自于多种主体的实践参与,更源于这些主体复合、交叉的作用与共同推进。这表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变革方式都与此前有很大不同。此格局的形成有着自身内在的深层逻辑。未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应在克服多种主体实践活动本身缺陷的基础上,延展成功的实践活动,发展出新的技术与方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变迁之路。     

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刑事诉讼制度三十年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确立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结构。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拓展与推进。纵观中国刑事诉讼制度30年,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变迁的独特性。在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的当口,我们应该基于客观与科学的立场,明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道路的独特性,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建设的继续前进,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后发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建设提供一条具有借鉴价值的中国道路。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刑事诉讼文化的当代变迁

刑事诉讼文化的当代变迁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相伴共生、交互影响,深刻反映并体现了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在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司法实践相互适应、有效互动的过程中,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实现了以阶级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的转变,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刑事诉讼文化的未来发展不仅是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普遍适用的刑事诉讼观念的进一步认同,还需要对实质正义理念等传统诉讼文化中合理因素进行继受和对刑事和解等当下司法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提升,追求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实现刑事诉讼文化的转型创新。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以完善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为论述角度

刑事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制度,其完善与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断完善辩护制度,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司法公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正自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以后,司法改革便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中最明显的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日益完善。与此同时,司法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建立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对民事裁判的执行体制进行改革,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铁路法院、检     

以人权保障为理念构建中国的保释制度

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制度 ,二者在制度理念、制度设计及制度运作上都相差很大。从这些差异中 ,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不同的制度价值取向 ,可以看到中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与现代诉讼文明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 ,有必要将中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改造成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保释制度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中历史现实问题及对策

中国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刑事诉讼的制度逐步完善，其中包括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建设，到目前为止，对于某一个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在我国三十余年的法制建设中已经基本完善，但是，冤假错案在刑事诉讼中还时有发生，部分地方甚至经常发生，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存在不少缺陷，具体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护权相对于侦查起诉一方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与中国法治的传统思想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制度有很大关系。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司法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为我国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促进司法的公正提供了良好的愿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完善,以弥补司法鉴定制度的不足。本文在分析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的措施。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略论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论纲（上）

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及其基本理论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既深入阐述了司法行政制度的概念、属性、特征、功能及其演变规律,我国司法行政制度的＂中国特色＂,也系统研究了刑罚执行制度、强制隔离戒毒制度、法律服务制度、法制宣传教育制度、司法协助与外事制度、司法考试制度等具体的司法行政制度。脉络较清晰、资料较翔实、论述较全面。＂论纲＂式文体对于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也可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与整合

证据是司法机关推定刑事诉讼案件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直接依据,也是依法为其量刑的重要参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样式、证据采集、证据采信等分别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体系。这套证据制度体系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本文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整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转换与推证--一种法理学思考

刑事诉讼价值目标是立法群体对刑事诉讼法及其实现活动的基本期望,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一般要求.一国刑事诉讼价值目标应与其社会现实基础相互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目标顺应社会的变迁,在立法层面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换,由实体正义趋向现实正义.但要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上完全实现现实正义,还有赖于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进化、社会大众刑事诉讼价值观的更新和刑事司法制度体系的完善.     

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之构建和法律制度之变迁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取得”共谋”。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中,社会公众降低“特别牺牲”的制度需求,以及政府、法院和执政党降低道德成本的制度需求,共同推进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根据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将遵循下列原则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以司法救济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规模效益递增的渐进性改革,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并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将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博弈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激励双方由对抗走向合作,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应以“官”、“民”关系的和谐为标准。     

论诚信机制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确立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诚信机制有如下意义弥补诉讼立法资源的不足;顺应刑事诉讼民主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对司法行为的要求;有效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语境下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要求诉讼主体正直、诚实地实施诉讼行为,不损害其他诉讼主体的利益,不能以极端或过分的方式行使诉讼中的程序权利或实体权利;二是当行为主体确信其行为符合法律,且从主体产生这一确信的过程看,他是诚实无过错的,主体基于这一确信作出了相应的诉讼行为,法官可赋予这些行为有利的待遇.     

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它寻求尽可能利用罪犯、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既具有刑事司法实践、刑事观念、刑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冲突。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理念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刑事观念、诉讼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等诸多方面。     

律师调查权与司法公正

中国自将人权、法治写入宪法,就确立突出保障人权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而最能体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模式在立法设计上,以及司法事务上,都尚未走出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模式。作为与公权制衡的律师,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相当冠冕堂皇的"特权",但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司法陋习导致实质的控辩失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民事、行政诉讼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样类似问题。本文从律师调查权入手,阐述律师调查权重要性,借以希望引起立法者注意以及个案具体司法者的共鸣。     

台湾缓起诉制度介评

当祖国大陆的司法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同样进行着旨在提高司法水准的司法改革。台湾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如何完善的问题。自2002年以来，台湾“刑事诉讼法”已经多次修订，其中2002年6月和2003年2月接连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订。台湾学者认为这些修订使台湾刑事诉讼正处在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转型期。在这些修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