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社会到法治社会-兼论政策对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Ⅰ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个政策社会,就是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今天我们要实行依法治国,这是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为什么要实行这个转变,要以法律来取代政策呢?这就需要我们对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特别是政策对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在实行依法治国过程中,我们才会努力超越政策这一障碍,实现从依靠政策到真正依靠法律的转变。本文的论述并不否认政策在治理国家中曾发挥的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就法律与政策关系而言,政策对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否定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正义与法律的价值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新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由党的政策、决定和命令为主的执政方式将被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采纳的依照“法律”执政的方式所取代。明示的、具有稳定性和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规则将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将日益突出。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略论刑事政策与经济犯罪审判

任何政策都是针对一定的社会问题,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一个政党或者国家针对犯罪现象制定并实施的有关打击和预防犯罪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就是刑事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注重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用,在建国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刑事政策是惩治各种犯罪的主要依据,在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完善,我国实现了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的过渡,依法治国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与这一进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之一,这揭示了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关系。深入分析和探究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依法治国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对新时期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当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把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当作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纵观这三次会议,党和政府对"政府法律顾问"的定位成为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创新,使这项工作更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政府法律顾问可以帮助政府明确权力的法定边界,强化法律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在社会     

用铁肩架起理想与现实的桥梁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模式,几乎已成为所有国家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全世界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法治也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共同理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从此,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成为     

“法律文化与法律价值”栏目建设与选题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培育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对法律价值的人文化认识，就不能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我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带来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现。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