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之耦合趋势分析——应然与实然的视角

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之耦合,既是政治民主化本源性趋势,也是建构民主理想国的应然逻辑。有公民社会不一定就有民主政治,但没有公民社会则必定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建构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获得厚重的社会根基和借以生发和扩张的动力源的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进程,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必须实现这种观念和思路上的历史性突破并将它作为行动着力点。就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的历史性耦合是符合世界潮流与民族生存需要的,是现代社会公共理性的必然抉择。公民社会的建构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性整合,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与前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培育公共理性

公共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价值精神。培育公共理性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公共领域治理的需求和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可通过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拓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教育与实践并举和发展网络民主等途径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古希腊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古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完全由公民组成的主权的公民国家社会。“公民社会”的特点是全体公民自治,“人人统治大家,大家统治人人”,充满民主与自由。公民社会也培育和蕴含了一种公民精神,全体公民都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也享受着公平的社会生活。古希腊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主要体现在:维护公共政治的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公民本位的自身价值精神;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     

内涵与结构：公民意识概念的再思考

当前国内有关公民意识的文献已浩如烟海,这部分反映了公民意识概念的流行和本身的复杂性,部分反映了公民意识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与必然性。通过对西方公民文化历史变迁中公民意识概念的历史性考察以及对现代中国公民意识本土化概念的共时性比较,可以得出公民意识的本质内涵是独立自主意识与公共理性精神的统一体,并且是由历史纵向维度、地理层级维度与横向社会实践形态维度构成的三维立体结构体系,有其自身内在逻辑结构层次。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民主,协商的观念也随之产生。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协商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再思考激发了以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的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探索。本文以协商民主的基本涵义和协商民主的核心为基础,主要论述了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但愿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讲有所裨希。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公共精神与公民社会——一种培育公共精神的新视角

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谈论已不是最新的话题,并有不少文章从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构造等多方面对这种公共精神普遍缺失现象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解决途径,但明确将公共精神与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旨在全面分析公共精神与公民社会的辨证关系,以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探索重树中国民众公共精神的新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与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管理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新公共服务更加强调公民权与公民精神的培养,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完成公共利益的过程,可以培育更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精神。多渠道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及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互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完成民主价值的实现。在对比传统公共行政行政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人、新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权与服务精神之后,重视公共服务意识、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本身的民主价值是对我国公共管理有益的启示。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理论的载体依托于公共利益,通过休闲吧、图书馆、学术沙龙等为载体形式将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建构一种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空间及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维护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牵涉到公民社会建构的重大工程,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批判的精神特质,为公民社会所需公民精神之涵养以及民主意识之化育提供渠道。基于此,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必将有长远的意义。     

公共精神与公民参与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所具备的基本美德；公民参与是公民精神的最直接体现。我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有序性和有效性。我们应该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社会资本视阈中的公共精神：缺失与培育

公共精神是一项重要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政治发展重要的心理基础。现阶段,公共精神在我国还比较欠缺,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结构的“特殊化”倾向、公民社团发展的滞后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通过深入开展多样化的公民教育、大力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积极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培育公共精神,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性力量。     

群体性暴力事件治理新思维

群体性暴力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隐患。群体性暴力事件一般是在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诸多原因促使下发生,其实质在于国家与弱势社会群体间契约关系的严重失衡。大力弘扬契约精神,让契约精神在国家与弱势社会群体之间归位,政府和公民都培养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将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公共精神之解读

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社会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向且渗透于政治经历文化领域的精神传统。公共精神具有四种特征,源自古希腊,卢梭的公民观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公共精神精神的培育依靠教育和参与两种方式而得以形成。而对西方公共精神的分析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塑造。     

作为公共行为的爱国主义——论当代爱国主义的实践观

爱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情感,更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因而,将爱国视为一种公共行为,是每个社会中的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基本理念,是我们理解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合理维度。当代中国社会爱国主义教育如何从内容与方式上实行转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现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角度看,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与公共空间的创生应该是相互促成的。在当代中国,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应将爱国行为作为当代国家中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之一,以鼓励公民投身公共领域、关注公共生活世界作为爱国行为的主要内容。     

乡镇社会治理结构与新公共服务构想——以江苏Z镇为例

在乡镇社会治理结构中,代表公民精神需求的"象征空间"以及与政府管理行为相关的"制度性空间"存在不足与缺失,需要通过协调所在乡镇的公民与政府相关力量来解决,即政府的角色应转变为构思和建构一些明显具有完善社会公信力、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而公民力量的强化可以通过民主对话与参与生产来实现。     

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