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

文章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上的博弈,并提出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政策执行意识和服务意识,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政治晋升方面的激励,循环经济的推广使用;环境治理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双向互动调适：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激励机制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深刻的政府治道变革,其叠加了服务型政府、数字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等多重治理理念与治理任务,有效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地方经济发展。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动因及其激励机制的关注多是单向度和分散的,忽视了地方政府在优化政务、法治、市场营商环境中还存在的诸多不足。以“双向互动调试”为分析框架,发现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政策和举措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自主权激励等正向激励与考核、问责等负向激励间的结构失衡,以及激励机制设计中反馈机制的缺乏。因而,在正负双向激励机制与反馈机制互动的基础上构建调适性激励机制,能激发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性,推动我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逻辑——基于制度环境三维度理论框架的分析

政策执行会出现阻滞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已有研究大多从政策特性、政府官员能力和素质,尤其是从基层自由裁量、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等视角研究政策执行阻滞,却很少从制度环境视角系统地研究制度对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影响与塑造。本文借鉴制度环境三维度理论框架,旨在从制度环境视角更整体地揭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面对的是由规制、规范以及认知诸维度所构成的复杂制度环境,而且在不同制度维度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生成逻辑。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各制度维度对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生成的影响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结合影响下为其提供稳定且重复再生的生成环境,并由此促成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固化。     

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一策多制”的选择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多是从总体或侧面进行概括,简约化地用一种模式来界定政策执行。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引入“路径—激励—督查”的分析框架,对21个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政策进行剖析。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在政策执行中存在“一策多制”的特征,即“一项政策、多种工具(机制)”。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综合运用了政策复刻、细化、创新、加码和变通五种工具,由于风险防控具有刚性和强制性特征,特大城市在政策工具选择时以“遵从为主、应变为辅”。清晰的政策路径规定了特大城市的行动路线,追责问责与专项督查共同约束政策遵从;政策路径的模糊性、正反两类激励与督查中的容错机制,则为政策应变提供“弹性空间”。研究的贡献在于:跳出科层制下政策工具选择的单向线性思维,提出地方政府“一策多制”的政策执行模式,发掘“路径—激励—督查”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     

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分析——以燃油税改革为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博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得出出现政策执行困局是因为在中央与地方博弈过程中形成了"不执行,不惩罚"或"不执行,惩罚"两种博弈均衡;结合制度环境和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分析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行为出现的原因;根据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外资政策演进过程中的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

政策执行力是衡量政策运行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是决定政策执行合理有效的关键要素。每个地方政府都会拥有一定的政策执行力,只是不同政府间执行力的强弱不同。地方政府采用何种策略执行中央政策,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力量的对比,中央和地方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以及该项政策的明晰度等因素。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居于核心地位,最能决定政策执行取向,本文在Matland政策冲突性——明晰性矩阵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按照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主导两种情况,分别分析地方政府在外资政策演进过程中的执行策略。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以珠海市金湾区政府为例

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政府战略目标落地起着重要作用。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情况,从“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构建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并具体剖析,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四要素内部及彼此间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对负向关系进行处理与反馈,在“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层面不断采取措施调适。根据现有情境,提出国家出配套政策,地方出专项政策;执行机构对内数字管理,对外精准服务;目标群体拥抱数字场景,收获便捷便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各领域,全力配合助力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数字政府的政策目标。     

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地方政府行为辨析

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中,有两种参考他人已有经验的行为模式: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这两种行为模式虽然较为类似,却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现有的理论无法对地方政府的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行为进行清晰地区分。本研究在政策扩散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政策过程论,提出了新的区分跟风模仿与学习借鉴的标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协助地方政府实现对他人经验的有效学习借鉴。     

财政收入偏好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以广东省A市执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是“制度一行为”博弈的策略组合。在经济导向的考核制度和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党政首长的核心偏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偏好的影响下，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即有利于短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就执行，反之就不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格局下，只有理清与政策执行相关的系列制度、偏好、行为策略等变量的关系，才能认知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逻辑。     

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思考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史密斯模型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方面。政策本身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首要因素,执行机构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根本性因素,目标群体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内在动因,环境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外部条件。     

关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机构是否合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应的素质,工作制度是否健全,决策是否正确等是通过政策执行结果来检验。政策执行是对决策目标进行实践验证,进一步完善决策。政策执行的效果是评估政策效益的客观依据,通过评估,改进政策制定和执行体制,提高政策效益。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直接实施的主体,如何有效的执行公共政策,是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的涵义,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因素和解决阻碍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希望能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大气污染强化治理:激进动员、有限响应与默契互动

在中央"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大气污染治理的高压任务之下,环保部的政策动员、地方政府的回应及两者间的互动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典型个案,对环保部与地方政府围绕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的新实践进行探索性分析。构建"五位一体"激进动员框架,描述环保部在特殊的政策窗口,开启具有政治意涵的激进动员的作为;设计"经济发展-环境治理"行为光谱图,阐述地方政府修正"上动下不动"的惯习,"有限响应"环保部激进动员的举动;提出高频间歇式环境威权、污染治理锦标赛等新理论概念,呈现环保部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度强势"与"有限遵从"的默契互动,以及有限缓解"环境治理悖论"的结果。此外,本文指出过度依赖威权工具的污染治理存在治理"凝闭"、政策工具单一的隐忧。本文可为"大气十条"后续治理提供镜鉴。     

我国现行环境执法激励机制考察

本文所论的“环境执法激励”，是指各级政府及其环境管理部门对下级政府及其环境管理部门或内部工作人员执行环境法律法规的激励措施，包括权力激励、财政激励、竞争激励和荣誉表彰等。一、建立健全环境执法激励机制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环境行政权的主体——政府及其环境管理部门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现实中是由政治家和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会发生恣意行为、权力寻租等情形，导致“政府失灵”。     

政策执行主体的自利性与公共政策失灵——从水污染治理政策失效说开去

频发的安全、环境事件，低效的行政管理工作，难以服众的治理效果，都是地方政府没能有力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造成的结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到了地方频频出现失灵的现象，与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息息相关，如何克服这种自利倾向既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效呆，也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权威，本文拟从分析政策失灵现象背后的归因入手，探讨如何解决公共政策失灵问题。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地方治理视角下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对于行业协会与政府的互动的探讨,不仅为地方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提供经验。本文通过对行业协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和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现状的分析,认为行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效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官僚组织间关系与政策的象征性执行——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讨论中心

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规范地方政府决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稳评"政策却陷入了象征性执行的困境,即地方政府对执行该项政策采取做表面文章、走过场、制作虚伪文本材料等仪式化的策略。"稳评"政策象征性执行根源于官僚组织内部的张力,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级压力与政策执行环境之间的张力,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与既有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相适应,但也容易诱发新的基层治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积压。减少"稳评"政策的象征性执行现象,不仅需要进一步理顺官僚体制内部关系,而且应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取向及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擦边球”行为的制度分析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中央政府不可能制定出高度完备的政策，地方政府频频在政策执行中利用政策本身的弹性打“擦边球”，由此引起了对地方政府政策拙彳亍中‘镲边球”行为的思考。本文将探讨“擦边球”行为的含义以及它出现的原因和对政策执行及其效果的影响。据此，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擦边球”行为进行制度反思。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