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     

财政收入偏好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以广东省A市执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是“制度一行为”博弈的策略组合。在经济导向的考核制度和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党政首长的核心偏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偏好的影响下，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即有利于短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就执行，反之就不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格局下，只有理清与政策执行相关的系列制度、偏好、行为策略等变量的关系，才能认知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逻辑。     

房价非理性上涨中地方政府自利性规避

文章主要论述了地方政府自利性产生的现实动因即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和调整、地方政府财政窘迫、政绩考核指标导向不合理、房地产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部分行政人员公共精神淡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准确定位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职能、建立和完善法律规章制度、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和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精神等规避地方政府自利性的路径。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因地制宜”与“殊途同归”: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多元化成因分析

面对网约车的兴起与扩张,中央政府提出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政策基调。然而,相继出台的地方网约车政策为何出现或宽松或严格的多元化现象?现有研究关于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多聚焦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较少关注互联网要素对于地方政策制定的影响,更少注重不同影响因素对地方政策的组合效应。聚焦于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现象,本文分析了地方网约车政策"因地制宜"的组合因素与地方政府"殊途同归"的政策动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系统比较了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网约车政策文本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央地政策时间差距、既有利益集团、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以及互联网交通发展水平等五大影响因素共同决定了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这五大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竞争型""补充型""限制型"与"规范型"四种不同的地方网约车政策类型;而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遵循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交通状况"的共同逻辑。本研究拓展了地方政策制定理论在网约车政策研究中的解释力,也为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外资政策演进过程中的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

政策执行力是衡量政策运行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是决定政策执行合理有效的关键要素。每个地方政府都会拥有一定的政策执行力,只是不同政府间执行力的强弱不同。地方政府采用何种策略执行中央政策,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力量的对比,中央和地方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以及该项政策的明晰度等因素。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居于核心地位,最能决定政策执行取向,本文在Matland政策冲突性——明晰性矩阵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按照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主导两种情况,分别分析地方政府在外资政策演进过程中的执行策略。     

重构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目前,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矛盾: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分工不明确,不规范;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和"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体制,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够重视;现行分税制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央对地方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政绩考核机制不科学,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     

地方治理结构优化: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思路

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和不断变化之中.改革开放通过机制变迁解决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生成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撑,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为中央调控增加了困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模式不再能全面概括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景象,简单收权也很难有效规避地方行为,地方治理失控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难题.中央政府必须从顶层重新审视和设计中央地方关系,通过优化地方治理结构来调节地方政府行为.     

突发事件呼唤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不严格执法,而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体制本身,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划分不明,在实际上中央的法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在执行上大打折扣,从而产生了当今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减少突发事件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尽快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明确中央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的专属执法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动机、激励与信息——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与类型学分析

学界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存在对立的两大理论观点,两大理论观点的冲突原因在于过度侧重对激励有效性的分析,分析路径较为单一,缺乏打通研究领域界限的通盘考虑,因此难以对环境政策执行提供全面解释。本文在结合中国特有政策执行环境基础之上,综合已有文献中不同变量的影响,提出动机-激励-信息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归纳总结出8种执行类型。本文运用此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伪城市化”现象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伪城市化"现象在一些地方出现并日益受到政界、学界和其他领域的关注。文章运用政府治理模式的"控制权"理论分析"伪城市化"过程中基层政府土地开发的逻辑、"激励强度与组织目标替代"的悖论以及运动型治理模式与"准退出"应对策略,以期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制度环境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制度逻辑与行为特点。土地财政、锦标赛机制、人事制度激励机制与考核体系、城市化目标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共同构成了基层政府的土地开发逻辑,在开发过程中产生了与土地相关的权力寻租和以政绩为取向的城市空间蔓延,中央政府采取三次开发区清理整顿的运动治理,而地方政府则以建立新开发区和扩张原有开发区等策略进行应对。     

地方政府改革实践对中央精神的贯彻与创新——基于某市试点改革的个案考察

地方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但国内围绕地方政府试点改革与中央精神比较的研究尚不多见。借助内容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J市《试点改革工作方案》进行深入比较,探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试点改革是否领会了中央精神以及央地改革的异同。结果表明,J市改革作为中央《决定》在地方的缩微版,各项举措反映中央精神的同时,也兼具自身特色。具体表现在:较之中央全面改革,J市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组合式创新"的做法兼顾了改革的均衡与协调;减少审批是促进其他改革持续进行的重要抓手;公众逐步成为地方改革的重要主体。这些改革特色为推动中国其他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实施改革提供启示和方向。     

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分析——以燃油税改革为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博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得出出现政策执行困局是因为在中央与地方博弈过程中形成了"不执行,不惩罚"或"不执行,惩罚"两种博弈均衡;结合制度环境和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分析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行为出现的原因;根据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对石油企业基层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思考

石油基层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和衡量自己的政绩观,要正确处理好"唱功"与"做功"的关系,争奖杯与争口碑的关系,有形政绩与无形政绩的三个关系。要抓好教育、考核、激励和监督四个方面的引导,真正解决"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     

外部约束与内在激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持续性的双重逻辑——以A市社区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常规化方式且仍在持续推进,但其何以持续的内在逻辑尚未得到系统阐释。基于国家改革背景与地方实践经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层面的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刚性约束,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需求刚性上涨及其与机构编制刚性收缩之间的供需矛盾加剧等,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外部压力;而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财政扩权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扩编之外的目标达成、利益实现的新出口,在"能力-绩效"激励、变相的"曲线养人"激励等层面,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内生动力。这一双重逻辑的揭示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已有举措、潜在偏差、未来方向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政策启发,并丰富了对其中政社关系样态、基层政府激励以及基层政府放权-扩权张力等问题的客观解释。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人才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

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基层政府"人才"的现代化。而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存在构成复杂性、专业偏差性、能力偏低性、行为粗放性等问题。要改善基层政府的人才现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基层政府所面临的执行窘境,就必须实行基层政府人才的现代化战略。借助大数据选拔与培养基层政府人才,通过人才智库建设完善基层政府人才的管理与使用,改善基层政权政治生态以做好基层政府人才激励与晋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