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改革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工作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对滞后,给司法实践带来较大难度,需进一步改进。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认定上应坚持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思想,对一些轻微犯罪行为不做犯罪处理;在对未成年犯的刑罚适用上,应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量刑体制,完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未成年犯罪行刑问题上,进一步放宽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制度，尤其是具体刑罚的裁量适用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运作，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都有一定涉及。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相应地提出完善的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酌定量刑情节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存在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应从量刑模式及方法、量刑实体规范、量刑程序三个方面予以规范和改进,以完善我国现行量刑体系。     

论我国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未成年犯缓刑是针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刑罚制度,其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缓刑的理论基础包括刑罚个别化、刑罚谦抑性和教育刑等原则,应当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未成年犯缓刑制度予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平衡问题研究

随着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日渐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问题。为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达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保护社会的双重目的,就应当把握对未成年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注重量刑的平衡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未成年刑法,对未成年犯如何适用刑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如何适用无疑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自由刑量刑监督制度之完善

法院在自由刑量刑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职务犯罪处罚轻刑化、量刑偏轻、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同类案件自由刑量刑差别较大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从完善自由刑立法、试行量刑建议、制定量刑指南、行使抗诉权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监督,促使自由刑量刑的公正裁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试论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量刑规范化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如何权衡是此项改革开展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针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重定罪、轻量刑、适用存在差异，以及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等现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要求是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通过试行《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逐渐规范、透明，量刑规范化也终将推动整个刑事法制的完善和社会法治的进步。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以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     

论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规范的等级化

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27个暴力犯罪死刑罪名的规范分析,个罪的死刑裁量规范的犯罪类型与刑罚类型的规定存在差异。犯罪类型分为基本犯、加重犯和特别加重犯,刑罚类型分为刑种配置和处罚方式。由此构成暴力犯罪死刑裁量的量刑规范等级,包括罪质构成与刑罚配置两个方面。各种不同的罪质构成与刑罚配置的量刑规范等级都在立法规定上限制了...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量刑运算化”理念之提倡——以实现量刑结果可验化为目的

“胡斌飙车案”作为研究量刑制度比较典型样本的意义在于，该案揭示出了：社会各方对案件判罚结果之所以发生冲突，归根结底是双方对于量刑结果的“求解”过程存在分歧。这也反映出在当前量刑机制中，推行量刑的“运算化”实有必要，即由过去粗放式的“估堆”量刑转变为精细化的“运算化”量刑，使量刑过程由“可言”向“可验”转变，由此使量刑结果可供刑事诉讼当事人共同验证，进而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论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标准罪行的处断刑量,它不同于量刑根据。对量刑基准必须进行抽象的理解。要实现罪刑均衡,必须建立完善的量刑规则体系,而量刑基准和量刑尺度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概念。为了更好地实现量刑基准设计的初衷,量刑基准规范化势在必行。     

量刑根据和量刑基准

量刑根据是决定刑罚量最根本的依据,对量刑诸要素是否应当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具有识别、过滤功能。责任基础上的预防是量刑的正当化依据。一般而言,量刑基准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起点;具体而言,量刑基准是在排除任何法定的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后,对已经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量刑根据是量刑的本体论问题,量刑基准是量刑的方法论问题。前者对后者的确定方法具有决定作用。     

如何更好地维护被害人权益——以量刑程序为基点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何在量刑改革中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是维护被害人主体地位的体现,而如何确保被害人适度有效地参与量刑程序更是在量刑改革中维护被害人权益的重中之重。被害人有权独立参与量刑程序,而有效参与依赖于量刑建议与量刑诉讼证明的规范。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活动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诸多弊端,学界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是否应该同一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之根据

赔偿影响量刑是否具有正当性一直是重要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解答该问题的关键是从刑罚理论根源上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找到根据.在赔偿的功能、价值、刑法中的并合主义、刑事诉讼法中的恢复性司法和形事政策方面都能为赔偿影响量刑找到联结点,进而可以得出赔偿能够作为量刑情节的肯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