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虚无主义与法治浪漫主义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讲演

<正>各位同学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法律文化的体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是新中国法学的主要摇篮,是中国法学的研究重镇,也是我们法学研究者非常向往的地方。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法治虚无主义和法治浪漫主义。自从1995年提出依法治国以后,我感到当前中国不管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一个是法治的虚无主义,一个就是法治的浪漫主义。我觉得,这是当前中国存在的两种倾向,也是两种思潮。目前中国在实务界,主要是法治虚无主义;而在学界中主要是法治的浪漫主义。     

行政与法

<正> 一、近代法治主义与法 1.“依法行政” 行政与法的关系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讨论。这是近代公法学和近代行政法学上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可以说是关于近代法治主义在行政领域中应该如何适用,以及“依法行政”的理论应该以何种程度和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近代法治主义,在各国有着不同的发展形式,总体上可以称为“根据法的合理性来约束统治者的随意性”。适用这个理念的“行政”可以称为“依法行政”,即“根据法的合理性来制约行政的随意性”的理念。如果这个理念中的“行政”和“法”的概念不是十分明确的话,就会产生内涵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中欧合作渐入佳境

<正>“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断深入人心,体现了中国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当前,中国立法工作不断发展,日趋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而易见。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时代背景下,如何在保障发展的前提下加强法治合作,已成为当前中国和欧洲共同关注的话题。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①...     

从法治视角解读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困境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作为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村民自治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制度,能否真正实现法治之下的村民自治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本文结合村民自治的背景,基于当前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法治建设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析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法治建设困境.     

法治概念的科学性

当前，在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法治”这一概念“不科学”，有“片面性”，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矛盾；我们既然有法制的提法，也用不着再讲什么法治了，因此主张抛弃“法治”这个概念。     

从国情看法治——兼论法治的必要性和渐进性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这标志着我国在法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模式，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分析我国的国情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情非常需要法治与之趋同，可是，中国的国情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特殊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的法治不可能速成。笔者从国情分析出发，欲对法治的必要性和渐进性作一尝试性探讨，同时分析“法治速成论”和“法治无望论”的错误性。 一、国…     

质疑立法解释--兼为法律解释正名

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立法解释现象 ,进而探讨了 :“法律解释”一词在东渐过程中含义已被篡改 ;立法解释 ,虽名为法律解释之一种 ,但究其实质 ,实是一种不规范的立法现象 ;这种认识上的混乱 ,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极为不利。     

基层法治建设的经验、瓶颈与展望——以法治浙江建设十年为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并强调“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这给全国基层法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法治浙江”是“法治中国”在基层的“领头羊”,十年来一直引领着全国基层法治建设.通过对“法治浙江”的研究,总结其十年基层法治建设取得的经验与成效,剖析其当前基层法治建设出现的短板与瓶颈,研究其今后基层法治建设的发展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在“类立法”建设、机构建设、队伍建设、载体建设和评估体系建设方面加大改革与创新,对全国基层有着借鉴意义.     

关于加强公安法治文化建设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初探——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的实践为例

加强公安法治文化建设,是公安机关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文化育警”、“文化强警”工作,全面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的实际行动和重大举措。本文试从分析公安法治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对提升公安机关‘锹实力”的作用入手。结合拱墅区公安分局的实践,阐述推进当前公安法治建设的方法和路径,以期能抛砖引玉。     

构建和谐社会司法大有作为——兼谈法治、司法、司法能力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总书记对“和谐社会”内涵的阐述表明“民主”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而与法治紧密相关的司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本文就是对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司法是法治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构建和谐社会,实行法治,必须强化司法能力建设进行了探讨。一、和谐社会必…     

我省“六五”普法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

法制宣传教育是法治运行机制之一．对于建设“法治安徽”，保障“兴皖富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省“六五”普法工作应当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此，应仔细分析当前形势，认真梳理普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探求其解决方案。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中难解之题 ,对于出现这种法治困境的原因 ,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 ,是儒家伦理对法治精神的消解和化约。儒家文化中的等级伦理、宗法伦理、和合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法治建设在此文化土壤上进行 ,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 ,回归“五四” ,完成“五四”未竟之业。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尽管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不一,然而“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命题,不证自明。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既然“法治”的前提是“良法之治”,“刑事法治”的前提也应当是“良好的刑事法之治”。当前在我国它至少应当包含公正、理性、注重人权保障、兼顾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以及密切关注犯罪个案等内容。     

法治的法律条件及其实施要求

<正>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法治之路奠定了基石。然而,法治的实现仍需各种条件,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确,我们要实行法治必须首先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否则,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确实无从谈起。先秦法家不是也讲“依法治国”、讲“法治”吗?但是,他们的“法治”说到底是专制。因为他们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是同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背道而驰的。因而,我们今天搞法治,其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此外,这种法律是应当得到贯彻实施的。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坚持民主和法制是无产阶级的治国方针——兼论“人治”和“法治”

<正> 无产阶级治理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搞“法治”?我认为,既不是搞“人治”,也不是搞“法治”,而是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治”和“法治”,这是人们对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

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法律冲突问题、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法律地位问题以及国内相关立法之衔接与修改问题.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建立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确立共同行为规则等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宏观问题;另一方面,以解决相应微观问题为目的,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治保障机制、生态及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法律地位之确立、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完善修改等方面予以法治化建构.     

“历史”的幻象与超越——“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亚洲的启示

面对当前亚洲“法治”建设之窘境，找出亚洲法哲学研究的理论结节点，在于重新解读现代法治的“历史”本体，后者主要是由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如维柯、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法学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梅因、萨维尼）在“西方中心论”理念基础上所描述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它贯穿在现代法治理论的全部概念、原理和体系当中。当前，只有批判并超越此种带有鲜明霸权话语烙印的“历史观念”和“世界图景”，方可推进多元化世界法律文明体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共存共荣的美好前景。     

论邓小平建立法治社会的思想

<正> 1992年春,乔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报告中,将邓小平同志丰富的法制论述概括为“建立法制社会”的思想,并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笔者以为,这个概括和评价具有启迪意义。思考和探索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这是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们的头等大事。因此研究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的精髓,是我国当前法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