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结构

诗话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诗歌理论形式。宋代是诗话的盛世,但大多数宋诗话,都只局限于评点欣赏,缺乏理论上的开凿,唯独严羽的《沧浪诗话》,能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察诗歌的特质,提出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沧浪诗话》的问世,使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清人许印芳所说,“诗话之作,宋人最夥,后学奉为圭臬者,群推沧浪严氏书。”(《沧浪诗话·许印芳跋》)     

浅谈钟嵘的“滋味”说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齐、梁时代有关诗评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诗话的开山之作。《诗品序》扼要地论述了是书的主旨,“滋味”说就是在序中提出来的。首先,钟嵘以有味和无味作为评价五言诗优劣的准绳,这种评法抓住了诗歌的特证。他特别称赞“建安风力”,就因为建安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如异峰突起,对后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就内容上说,如曹操的     

时代的异调——严羽《沧浪诗话》及其体悟性诗学

严羽的《沧浪诗话》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别样的诗学风格,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的"以禅喻诗"之法和"诗法盛唐"的观点向来尤为学者关注,但也就此引发了诸多的阐释与误读,从而忽略了《沧浪诗话》本身的"体悟性"特点。本文拟就此出发,重新探讨《沧浪诗话》中的"以禅喻诗"及"诗法盛唐"。     

《沧浪诗话》的诗学意义

《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部最具理论意识和兴趣的诗话,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真正探讨诗的审美特质的著作,它的"兴趣"、"妙悟"、"气象"、"入神"诸说以及诗歌体制之辨,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沧浪诗话》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进行中西诗学的阐释比较,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曾国藩的诗论和诗

曾国藩在近代诗歌、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处于文坛盟主地位。就诗而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有清二百馀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论者以为近代宋诗运动,主要是在曾国藩的鼓吹、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晚清几个重要诗派,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革新派以外,诸如以邓辅纶、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以     

试论屈赋对辛词的影响

古人论及诗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时,往往将《诗》、《骚》作为源头和典范;强调学诗应当继承《诗》、《骚》的优良传统。在沈约看来,后世的一切韵文,“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后来的许多作家、学者谈到学诗问题时也都风骚并提。苏轼云:“熟读《毛诗·国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许彦周《诗话》引)吕居仁在《童蒙诗训》中指出:“学诗     

试析丘逢甲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诗歌理论

近代台湾省籍杰出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作,早在清末民初已名震遐迩。黄遵宪称丘诗“真天下健者”;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众所周知,清末“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就是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要求在内容上反映新的生活和新     

唐代世俗化背景下诗歌评议之小说化趋向

唐代诗歌评议逐渐呈现出一种小说化之趋向。发展至宋最终形成了“诗话”这样一种诗评格式。诗歌评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乃是由唐代文人及诗歌的世俗化引起的。本文将分阶段论述这样一种小说化的过程。     

对发展旧体诗的几点认识

１９９８年 ,北京零点调查集团做过“你喜欢什么文体”的调查 ,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重庆五市的１５００名市民中 ,只有３.７%的人表示喜欢诗歌 ,诗歌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文体之一。我国历来被称为“诗国” ,诗词被称为国之瑰宝 ,这个瑰宝为什么今天最不受欢迎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诗词的某些误解或片面的看法。因此 ,我认为有必要对如下问题进行讨论 ,以统一认识。一、“五四”运动对诗歌的影响要辩证分析“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波澜壮阔的新文学革命运动 ,“五四”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革…     

“诗以言志“-中国诗学理论的起步

先秦时期 ,随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 ,社会上出现了学诗、赏诗、借诗喻志的风气 ,对此现象理论思索的结果是“诗以言志”命题的出现。“诗以言志”的功利性特征虽然使它缺少应有的诗学内涵 ,但是它却为“诗言志”观念的出现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诗言志在先秦两汉的演变

“诗言志”观念在先秦两汉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嬗变进程。《尚书·尧典》“诗言志”,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左传》“诗以言志”,就是指春秋时期所盛行的“赋诗言志”或“称诗言志”。荀子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不仅规范了诗“言志”的内容,而且确认了诗是“言志”的文体。《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完成了“诗言志”命题的最后定型。从此“诗言志”说便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主流。     

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在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诗、乐、舞在产生之初是一体的、共生的。《诗经》保存了先秦音乐的大量原始材料。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 ,《诗》乐是作为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而存在的 ,“中和之美”是诗乐的精髓。随着的“礼崩乐坏”出现的“新声” ,是来自桑间濮上的世俗之乐 ,这与束缚于礼制的雅乐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乐”的流行 ,《诗》的音乐性也就逐渐消失了。《诗》的辞义功能更重要了 ,成为一种纯粹的诗歌形式。《诗经》逐渐被纳入儒家的经典体系 ,背负起沉重的教化使命。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权威版本对梁启超的评说过于简单,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做出的较大贡献,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戏剧改良”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史应该把梁启超放在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     

神秘主义证验与人本主义言说——《孔子诗论》与《左传》的解诗差异之分析

《孔子诗论》的论诗方式与传世文献《左传》的“用诗”方式完全不同：孔子通过用“知”的理性范畴分析诗歌文本以及透过“民性固然”表达自己对人性的哲学领悟，展示了其论诗的人本主义立场。《左传》则采用赋诗断章的“用诗”方式，以诗的段节隐喻或预测现实、评断人物甚至用诗歌占察人的命运，显示了与其崇尚怪力乱神的神秘主义相得益彰的阐释策略。     

千秋诗圣推杜甫

古称造诣很高的诗家谓“诗圣”。北宋王安石选诗,将杜甫列为四家之首。但南宋朱熹曾说“太白盖圣于诗者”。故明人杨慎谓“太白为古今诗圣”(清代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但杨慎又说过,“李白神于诗,杜甫圣     

意境,中国土地上的凤凰木——从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看“意境”

看,凤凰木花如朝霞一片 ——郭小川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当代诗歌美学中一个象生活之树一样常青的美学命题。在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之后,我们今天要广开门户,欢迎海上来风,借鉴西方诗歌与诗歌理论的精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的同志对于民族诗歌和民族诗歌理论的传统,则一概斥为“保守”和“僵化”,“意境”论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如孙绍振同志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就说:“他们老是把我们的古典诗     

从矛盾动力到改革动力看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演进

从矛盾动力到改革动力看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演进陈义友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读书笔记》）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讲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３７０页）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     

王昌龄《诗格》--唐代诗格的转折点

要断定唐代诗格的转折点,前提是要把握唐代诗格发展的趋势。宋以后,诗学存在的主要方式是诗话。唐无诗话,有诗格。诗格,其本意是诗的格式、规则、技法。诗格出现,是唐代新诗成熟和进士考试顺理成章的产物。在诗格发展的过程中,王昌龄的《诗格》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成为唐代诗格演变的转折点。     

不灭的诗魂──简论闻一多诗歌的独特价值

闻一多从1920年发表《西岸》开始到1931年发表《奇迹》为止．新诗创作历时11年多，留下两本诗集《红烛》和《死水》以及遗诗《真我集》，诗的数量并不为多，但诗的分量却很重。他对新诗的独特创造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奇迹”。闻一多诗歌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内质、诗歌的格局与诗歌的艺术品位上。一、体现在诗歌的内质上，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鲜明的民族文化品格和沉重的历史使命感相统一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作为诗人深层的精神意识，它一在贯穿于闻一多的整个诗歌创作中。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