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议事会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以贵阳市云岩区为例

社区自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居民议事会成立后,在推进居民自治上作了大量努力,在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通过对贵阳市云岩区26个社区居民议事会的调查,发现居民议事会的自主空间太小,难以真正实现自治功能。要促使社区走向治理和善治,就要全面加强和完善社区居民议事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基层治理中的软法定位与实现——上海四个社区的调查北大核心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软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应用空间,其特有的价值导向、治理互动、协同合作、自律互律等机制,为基层有效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通过对上海的调研发现,社区层面的软法创制、辅助硬法实施、社区自组织和工具创新等探索,有效推动了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在规范性、程序性以及技术性等领域,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未来推进软法治理需要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秉持公共生活优先的治理逻辑、实现硬法与软法的有效衔接、强化法治文化对于居民法律信仰的濡化作用。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沂市大官苑社区为例

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城乡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点。临沂市大官苑社区顺应城镇化的形势和群众的期待，健全治理框架使社区由“貌合”变“神合”，完善治理机制使社区工作由“过渡”化为“常态”，充分发挥党员作用使党员由“躲事”转为“干事”。大官苑社区的治理成效说明，要不断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丰富群众参加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形式，把促进和谐稳定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有效融合形成社区治理工作的强大合力，努力保障改善群众生活推进社区的长远稳步发展，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居民维权实现路径

社区居民维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正在逐渐升温。面对社区居民和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之间侵权发生的现实,社区居民维权特征呈现显著变化。同时,体现出社区居民维权主体受限、维权方式激进和维权行为理念缺失三个方面的维权困境。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区居民维权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表现。从政府、社会、居民三个层面入手,政府合理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成为社区居民维权的现实路径。     

善治视野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路径探索——基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社区多元共治框架体系中,政府、居民、各类社区组织等在内的多个管理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共同管理社区,行使主体性权力。只有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切实推进居民自治,作为城市管理重要平台的社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构建迈向“善治”的坚实阶梯。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社区联播:以技术推动协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北京市大兴区创设的社区联播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网络化传播促进居民知情、调动居民参与,为基层治理搭建起协同治理的纽带桥梁。文章对社区联播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并认为随着基层治理转型,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通过信息联通做好政策传播工作,以此促进居民参与,提升政社互动水平,推动基层以信息联通互动深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刚柔并济：党建化解基层治理悖论的逻辑——以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共同作用的交叉场域,形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并围绕此张力凸显出三重治理悖论。基层党建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如何平衡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悖论?对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的治理过程进行观察,发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出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其中,正式结构、强关系与规范手段构成了党建治理的刚性三角,而非正式结构、弱关系与情感手段则构成了党建治理的柔性三角。党建的治理逻辑不仅展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灵活方案,也揭示了政党在场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形塑机制。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战后日本基层社区治理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日本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向来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担负着主要作用。日本社区治理采用国家主导模式,且国家发挥了立法、建制、规划、发展社区的"元治理"作用。应立足文化传统,因应社会发展阶段,更好发挥国家的"元治理"功能,并从自治制度、精细管理、科学规划、社区福利等方面借鉴和改进我国社区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研究

居民自治是有效实施社区治理的基础。分析1794例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影响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有效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动力的途径主要包括: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政治效能感;实现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夯实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基础动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借助家庭、学校和职场实践三方合力,塑造良好人格品质;实施积极的社会说服,弘扬社区自治精神。     

日本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日本的社区经历了统治、管理和治理三个阶段。其中，社区治理以准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于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当前。日本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日本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转变政府角色：和培养现代公民。     

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意义及对策

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具有降低社区治理成本、促进社区民主与自治、有利于推动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等重要意义.通过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空间、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对社区居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等方式和途径来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治理范式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是治理范式的本质要求,对于基层民主和社区善治的实现起着决定作用。按照治理范式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分析,中国社区居民参与总体呈现为低度参与,其原因在于科学的社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臣民意识、单位意识的历史惯性,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和制度化平台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