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机构是否合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应的素质,工作制度是否健全,决策是否正确等是通过政策执行结果来检验。政策执行是对决策目标进行实践验证,进一步完善决策。政策执行的效果是评估政策效益的客观依据,通过评估,改进政策制定和执行体制,提高政策效益。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直接实施的主体,如何有效的执行公共政策,是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的涵义,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因素和解决阻碍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希望能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行动逻辑与模式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其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有效参与。因利益诉求不同,稳评中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呈现为维稳压力与象征性执行;公众呈现为风险感知与利益表达;企业呈现为利润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专家呈现为理性主义与角色异化;专业机构呈现为独立宗旨与利益输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稳评"本位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实证主义:专家理性模式-建构主义: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分析框架。基于三种稳评主体模式的比较,奉行建构主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遵循事实与价值整合的原则,融合了多种评估模式的优势,实现了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这应是当前中国稳评主体模式的理想选择。然而,由于政府决策体制的制度掣肘、公众参与能力的现实羁绊以及专业机构的发展滞后等因素叠加,当前中国稳评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尚未真正建立,需要政府、公众、专业机构等稳评利益相关者采取相应行动。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现象,会导致社会管理的无序或失控。公共政策拙行偏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象征性政策执行、附加性政策执行、替换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机械胜政策执行等。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可以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政策自身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削弱行为及其提升路径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由于利益错位以及政策执行要素缺失,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存在着政策僵化执行、迟缓执行、截取执行、变相执行等削弱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行为。完善政策执行客观机制、提升政策执行能动因素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

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设计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应关注这种特殊性的内在要求。以地方政府合法性为导向,依据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特点,借助平衡计分卡,以政策目标共识、学习与成长、政策执行流程、政策执行成效(3E+利益相关者满意)为测评维度,并基于对指标的筛选,可以形成一套科学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体系。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影响政策稳定?——基于G自治区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是维持公共政策常态运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在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任职的变动经常影响政策的连续性,甚至造成"人走政息"和"朝令夕改"的现象。本文以G自治区地级市为例,基于2003—2016年自治区主要党政领导(党委书记、政府主席)和地级市主要党政领导(市委书记、市长)职务任职者的更替以及以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变动情况,实证分析地方政府主要党政领导更替对政策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党委书记、政府行政首长任职者更替对本级政策稳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两者的影响方式不同;上级党委书记任职者更替对下级政策稳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避免官员更替对政策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优化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机制、合理配置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职能、严格执行地方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以及完善干部考核和晋升激励机制。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及其外部条件的构建

传统的单一政策执行主体体制已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发展困境,再加上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政蓑执行主体多元化发展将成为必然选择。同时,为了保证多元政策执行主体体制有效性的发挥,构建一个与它相适应的外部社会条件将是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     

浅析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为偏差及其规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是公共政策链条的执行末端,同时拥有较大的政策制定功能,由此引发的行政执法不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如何保证街头行政的有效性成为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公共行政实践中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不足引发的政策执行规划力畸变、服从力缺失、公信力低下、监控力纰漏等问题.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政策执行的规划力、监控力和问责力、调整力的提升均有参照价值.故而可以该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培育多元政策执行主体、创新政策执行技术和手段、鼓励公众参与和沟通、建立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以及构建政策执行的利益博弈模型等途径来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房地产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在房地产领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本文以房地产政策为例,分析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先行先试”的次优绩效及其扩散机制——以W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为例

"先行先试"作为政策试验和政策推广的摸索过程,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较为普遍。研究发现,"先行先试"并不总是追求最优绩效,中央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与地方的工作重点不一致时,政策执行者往往倾向于通过"锦上添花""造点"等方式打造个案式的政策亮点,而不会投入大量政策资源以取得令中央满意的、可推广的政策绩效,其目的在于实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次优绩效。因此,要想发挥"先行先试"的引领辐射作用,就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创新政策工具,提高公共决策科学化水平,减少地方政府追求次优绩效的策略行为。     

在政治与行政之间:我国基层劳动监察运作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对某地级市劳动部门的个案研究

基层劳动监察员在推动劳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受到自身作为政治家与行政官僚双重身份的约束。身份认同的内在张力使得官员们在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地方政府与劳动行政之间、以及就业议题与劳动保护之间摇摆,并且进行选择性的政策执行。官员们不仅挑选政策,而且不断地在政治议题与行政任务之间对各项政策进行重新定性,并在不同的政治与行政环境中选择不同的执行策略。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公共利益的偏离

政策执行是达到政策目的关键步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与政策有关的利益主体围绕政策进行的利益博弈往往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本文从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困境的现象透视，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等多个角度分析导致公共政策执行陷入困境的原因。     

基于社会资本构建灾害防救多元参与机制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我国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作为一种现象,公共政策失灵在各国的实践中屡见不鲜,并且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公共政策失灵的各种表现、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克服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本文在界定公共政策失灵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进而从完善决策体制和监控机制;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实行决策与执行应适当分离;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决策主体的素质等方面给出解决对策.     

农村公共政策的悖论与绩效分析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作为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与对政治共同体的作用一样,对公共行政也起着重要影响.由于能够塑造和规定公共政策体制及政策过程,政治文化影响着公共政策.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具有认同沟通的功能,影响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凝聚力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