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与启示

以网络治理为时代背景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核心目标是寻找和创造公共价值,它在理念创新、职能优化和路径拓展等方面实现了政府职能的创新,有效回应了治理范式转型所引致的价值、制度、系统与过程调适性变革的挑战。借鉴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思想,结合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需要创新政府理念,将政府职能拓展为公共价值创造;需要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需要拓展服务路径,构建协商网络和服务递送网络,以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政府绩效损失及其测度: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的理论框架

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效率至上"理念试图寻求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唯一最佳路径",这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政府绩效改进不仅要关注组织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在不同情境下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绩效损失是基于对政府绩效结构的认识,审视绩效生产过程和改进绩效的切入口。政府绩效损失从工具理性和公共价值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府绩效管理分析方法的价值分析路径,从回顾绩效损失的概念及其治理的研究出发,以政府绩效价值链分析的"环节—要素"矩阵为基础,论述了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绩效损失测度的理论框架。     

公共价值管理: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治理理论的回应,公共价值的概念被人们提出。围绕公共价值的概念,公共价值管理理论逐渐兴起与发展,并拥有独特的理论主张,即多维度的概念阐述和构成要素,通过政治协商网络定义公共价值,通过合作递送网络生产公共价值,通过有效的责任与评估体系实现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的理论创新在于:重新组合国家治理结构的关系,重新定义政府核心职能和公共管理者的角色与使命,重新统一效率与民主的价值标准,重新发展与变革民主理论。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范式,本文阐释了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逻辑,并以上海、成都、银川等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数据治理的当前实践。研究发现,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治理都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并在一些方面实现突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高价值公共数据开放应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完善、管理服务场景细分不具体、公共价值协调和测评还很薄弱。针对未来发展,指出应推动形成针对场景应用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动局面,具体建议包括在部门层面以场景驱动数据资源汇集、在城市层面以数据支撑公共价值测评、在更高层面以改革破解外部制度约束。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由"胜任""自主""归属"等三者构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要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之间能够形成耦合互动的对应逻辑,从而构建了公众参与"动机—动员—机会"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框架,市域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包括公众参与"需要"中的"胜任、自主和归属"分别激发出不同的参与动机、政府基于公共价值进行的"动员"以及扩大"动机激发""价值动员"二者交集的"有效机会"。     

公共价值认同何以影响绩效:理论框架与研究议程

"善治"是绩效治理的主要目标,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表现为以"政体"为中心、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善政"是"善治"实现的前提,作为"善政"的重要方面,政府公共管理者的公共价值偏好及其与政府价值目标间的关系将会影响个体和组织绩效。本文以探讨"公共价值认同"与绩效的关系为研究问题,首先,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界定了"公共价值认同"的概念,认为"公共价值认同"包含"公共管理者个体价值偏好与集体价值偏好"以及"公共管理者集体价值偏好与政府价值目标"两个层次的一致性;其次,介绍了测量公共价值认同的方法;最后,提出四个未来研究假设。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探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介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完全市场化之间,可以实现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激发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满足公众多层次文化需求。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和江苏省南通市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严格绩效评估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     

政府营销的价值分析与系统构建

2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用企业化体制取代官僚体制,建立市场式政府的观点成为政府创新的主流观点,政府营销即是由这一观点衍生而来.政府营销的价值取向在于公共价值的实现,公共价值蕴涵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之中,基于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的正向激励与博弈,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乃是政府营销的终极目标,这也正是创造以顾客导向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     

党建引领社区公共价值生产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上海“红色物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领导理论,对上海“红色物业”的创新过程和内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红色物业”是政党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拓展和融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愿景塑造、共识形成、主体规范、协调沟通、行为监督五项机制,再造了物业管理相关方之间的连接和关系,形成了对于社区多元主体的公共价值领导,引导了价值共识的形成,维护并激活了导向公共价值的“治理网络”,最终创造了社区公共价值。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会计缺陷与改革路径

政府会计改革无论是对一国经济还是对公共管理水平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健全的政府会计改革框架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活动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水平、转变政府职能,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现行的政府会计存在很多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能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同时也是政务公共的需要。在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我国政府会计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府会计体系;渐进式地引入权责发生制;改善政府会计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等政府会计改革的路径。     

政府绩效管理视角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研究

"放管服"改革将政府职能转变具化为放权、监管和服务三个维度,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议题。通过"战略-结构-绩效"范式分析"放管服"改革历程,发现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是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必然选择。结合各地实践,建立"四个人民"绩效管理理论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三角-环圈模型,尝试构建协同化绩效管理体系、科学设置综合化绩效管理指标、运用数据化绩效管理手段,旨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探寻新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优化路径。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向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其实质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不仅有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如何从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等操作层面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民主主义的重构,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民主治理理论突破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思维的窠臼,指出了一条通过政府与社会、公民关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公共行政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新公共管理的终结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

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其过分强调效率、市场、分权和竞争,引发了不平等、公共价值缺失、碎片化等问题,受到学者批判.数字时代治理诞生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式微与数字时代来临的理论和时代背景中,既是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也是对数字时代的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弊端、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是数字时代治理产生的原因,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是其主要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论,它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回应性、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部门创造市场化公共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公民为先的善治理念视角

随着公共事务复杂度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公民意识的觉醒与NGO组织的涌现，公共价值的内涵已发生时间序列的变化，公共部门对社会声誉及公信力的获得已由自然继承转变为争夺，一系列市场化因素迫使公共部门面临需求差异化与供给多元化的双重压力。公共部门管理中，公民为先的善治理念的整体缺失，导致公共部门对公民需求、环境变化不敏感，这是与公共部门“创造公共价值”的本意想违背的。因而市场化公共价值创造，公共关系管理和公信力建设成为公共部门营销的崭新课题。文章构建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公共价值构念，即公民消费公共产品从而获得的消费者价值，应用结构方程模式（SEM）实证分析，说明公共部门在竞争性公共产品市场中，为实现公共价值创造的核心职能，应当顺应公民社会需要，秉持公民为先理念，通过“政府再造”，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积极拓展社会享誉度及公信力。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型政府研究的运思空间与进路展望——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的统计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学术界关于服务型政府的讨论与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以2013—2019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转载的关涉服务型政府的文献为例,通过对其关键词词频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热点主要聚焦于治理理论的引入、公共价值的维护创造、行政改革的优化、网络技术应用等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可以预见未来有关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将更多地关注理论空间的扩展和本土化实践机制的完善,尤其是如何通过制度层面的显性改革与伦理精神的隐性重塑共同维护公共价值,有效防治政府腐败,提升政府公信力,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落到实处,将是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与转型——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的反思及参鉴

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锋,作为"改革实验室"和"政策创新者",因其彻底性、持续性及成效性被誉为"改革的典范"。然而近年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提出了若干质疑,甚至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死亡"。本文在考察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实践模式的局限性及时代转换的压力两方面的批判性反思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公平"与"公共"价值已经失落?是"经济学帝国"的扩张?还是"新泰勒主义"的表现?亦或是随着改革主题的衰落,数字时代治理的来临。对这一改革的实践发掘和理论反思对于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换与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参鉴价值:首先,推进改革的政府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基础;公共部门改革的核心命题是转变理念,优化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能;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广大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深入互动;此外,改革需要尊重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