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扶贫政策落地的三重对焦

农村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将真正的贫困识别出来,但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往往出现"瞄不准"的现象,也就是说,扶贫名单上出现的并不完全是贫困户,甚至精确瞄准并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定的。精准扶贫的贫困识别分为三个过程:瞄准贫困村、瞄准贫困户、贫困户核查,分别由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执行,在这三重对焦机制中,福利均分原则、村庄政治结构以及扶贫考核压力都限制了完全按照经济收入来进行贫困识别。     

工具主义贫困治理的内在张力与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中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式贫困治理成功的制度密码。然而在精准扶贫中,同时存在因国家过度运用工具理性的政策手段提升自主性,导致官员形式化应付、数据俘获治理、"交换式"干群关系等消解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工具主义僭越和协同治理缺失是国家自主性流失和贫困治理绩效缩水的主要原因。从国家与社会嵌入协同的视角,形塑基层官员的责任政治观念,构建政府组织内部跨部门协同机制,探寻政府与企业、贫困户之间伙伴式协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与探索

目前,凉山彝区贫困村基层治理面临基层党组织薄弱、村两委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彝族"家支"治理渗透在基层治理之中,产生明显的正负效能。为此,我们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构建"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家支"多元主体共治框架体系,以党建为抓手引领彝区贫困农村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形成彝区贫困治理新格局,推进精准扶贫各项要求的全面落实与实施。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标准化、自由裁量权与街头博弈:贫困治理情境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L乡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乡精准识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情境经历了从制度情境到行为情境再到关系情境的转换。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的嵌入过程中,国家通过技术性的标准嵌入、识别流程的无缝隙对接及对标准的监控等机制,构建了贫困治理场域的"控制权"。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向行为情境的转换过程中,基层官僚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贫困识别在实践中呈现标准的"合法性变通"、识别流程的简化及特定贫困群体被故意"剔除"等面向,"强约束下的变通"成为精准识别政策执行中的形态。而在贫困治理关系情境的场域,基层官僚与村民通过对博弈情境的控制及"违规空间"的建构,贫困治理关系情境在实践中是一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关系。贫困治理情境路径的转换,体现了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呈现规则软化的特性,国家在贫困治理场域是以一种"有限国家"的角色存在。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

正精准扶贫核心是"精"和"准",首先要对扶贫村和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其次要做到精准帮扶,最后要强化精准管理。精准脱贫工作启动以来,荆门市东宝区在精准扶贫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予以解决。一、荆门市东宝区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荆门市东宝区属于插花贫困地区,共有3个贫困乡镇、1个老区乡镇、21个贫困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分析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为贫困治理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资源相结合,中国扶贫事业与全球扶贫事业相结合是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举措。以制度变革为基本前提,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途径,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特质。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贫困户进行的针对性治贫方式,本文在分析精准扶贫内涵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建立多维度扶贫对象识别体系,通过整合扶贫资源,强化产业扶贫机制,通过建立后期帮扶跟进,完善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机制,从而推动精准扶贫实现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并最终实现到2020年完成扶贫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扶贫攻坚必须准确把握“四对关系”——关于精准扶贫的调查与思考

精准扶贫工作要准确把握"贫困现象"与"致贫原因"、"贫困户需求"和"扶贫工作供给"、"当前脱贫"和"长远发展"、"公平"与"效率"四对矛盾关系,从中探索出扶贫工作的基本规律,找准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和工作重点,培育精准脱贫的增长点,并建立健全持续改进的扶贫工作机制。     

大别山区精准扶贫的做法、问题与对策——以舒城县开展精准扶贫为例

舒城县地处大别山区,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在"进门五看"、"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摸索出"人人访、户户查"等创新举措、构建了"1+20+N"、"一个责任体系"和"三个办法"等脱贫攻坚体系。舒城县在2016年底省政府组织的第三方评估体系中达标率和满意率均为100%,在中央扶贫办督察组评比中获得全国第二的优异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贫困对象识别不够精准,帮扶措施效果不够明显,扶贫资金使用不精准,贫困户退出程序不严格以及边脱贫边返贫等问题。通过总结舒城县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及不足之处,希望对全国其他地区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有所借鉴和启示。     

打通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正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和谐之基。面对经济新常态,恩施市结合当前"双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等众多利好政策叠加的机遇,推动创新就业创业平台建设,激发创业创新活力,积极做好就业创业"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开展主题招聘搭建供需桥梁年初以来,恩施市创新思路丰富招聘活动内涵,将其同"双创"、精准扶贫等结合,并将每个月15日确定为招聘活动日,帮助有就业愿望、就业能力的贫困人员实现"就业脱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新时代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探析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减贫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减贫实践中最新的理论成果。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因地制宜"式的精准扶贫、"授之以渔"式的教育扶贫、"精准施策"式的产业扶贫、"综合施策"式的健康扶贫以及"多方发力"式的创新扶贫。这一扶贫思想不仅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加快构建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精准扶贫项目运作研究——以J市Z区的案例为基础!

精准扶贫主要是以项目的形式对扶贫资金和资源进行安排,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和安排成为扶贫绩效的前提和抓手。通过对某区(县级)项目扶贫的案例分析可见,缺乏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导致项目扶贫的绩效偏离了扶贫目标。形成政府主导的、各方行动者各尽其能的多元扶贫治理结构,是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当前科层制度下的压力型扶贫模式应该向社会治理下的参与式扶贫模式转变;对扶贫机构和人员的"任务目标"亲贫困增长考核模式应该向以"贫困人口"为本的发掘贫困者资本的政策模式转变;要实现行动者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责任这一前提之下的角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