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工作中协商民主的运用

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面对对象识别不精准、帮扶措施不精准、扶贫管理不精准、脱贫考核不精准等问题,大大增加了扶贫工作的精准难度。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科学把握贫困群众的特殊性,正确认识协商民主在精准扶贫工作运用的可行性及重要意义,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协商民主机制。     

协商民主在精准扶贫中的价值及应用

精准扶贫开创了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新模式。广大农村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的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考核不精准等问题,反映出农村治理中治理环境缺失、村民参与意识薄弱、农村自治能力不强等困境,农村扶贫脱贫与民主建设亟待突破。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蕴含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为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思路。     

供需偏好视角下的扶贫资源精准配置研究

供给与需求有机衔接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模式在行政主导下偏向宏观执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目标群体排斥、扶贫资源被社会精英俘获、贫困对象脱贫动力弱化等脱贫效率低下问题。形成这种微观资源错配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分散、小集中"的贫困分布格局、贫困群体的弱势特征在产生多样化需求的同时,造成了个性资源到村入户的高成本。扶贫绩效目标考核偏差与社会参与不足则加剧了"抓大放小"资源配置格局的形成。实现政府同质化资源供给偏好与扶贫对象异质化偏好的契合,需要通过信息识别与构建衔接平台进行匹配,优化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合理引导贫困群体需求偏好,激发对接扶贫资源的动力,引入多元供给主体,加强资源整合提升监管效率。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实践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做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精准扶贫工作,需要政协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首先,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精准扶贫的实践,认为:结对帮扶、提供就业、捐款捐资、发展脱贫产业、兴办经济实体、助力集体经济发展等措施行之有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其次,总结提炼出"政协+企业帮扶+产业扶贫""政协+企业帮扶+教育扶贫""政协+企业帮扶+社保扶贫""政协+危房改造扶贫""政协+就业扶贫"等五种符合泸州实际的精准扶贫模式的经验。再次,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深度贫困问题突出;致贫因素复杂交织,脱贫摘帽难度增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缺乏内生脱贫动力。从严格监督验收、调研社情民意、加大政策宣传等三个方面提出创新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     

实施精准扶贫 确保全面小康——乐山市精准扶贫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乐山市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在责任体系明确、兜底政策明晰、基础扶贫稳步推进的基础上已踏入实质性的联动攻坚帮扶和个别县整体脱贫阶段。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扶贫军令状"下扶贫政策失灵问题和"扶贫产品"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从"需求侧+供给侧"扶贫思路出发,以"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策略,可以增强扶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点穴式"扶贫,提高乐山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质效。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南宁市治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研究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战略思想,南宁市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通过分析当前南宁市治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做法及成效,总结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进而提出治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对策建议。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贫困呈现总人口大幅降低,向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集中的态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要求,脱贫攻坚要做到"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边疆民族地区边境线长,民族众多,文化、宗教信仰多样,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呈现集中连片特殊贫困特征,是我国脱贫攻坚最后一个"堡垒"。本研究从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由来入手,梳理了精准扶贫的提出,阐释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选取2个民族自治地区个案,分析当前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内容的脱贫攻坚的现状及问题,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路径。     

旅游扶贫精准化:特征、经验与路径

旅游扶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扶贫体系。当前,随着精准扶贫深入推进,旅游扶贫具体化为"旅游精准扶贫"。其主要特征是旅游与扶贫高度融合、贫困人口充分参与旅游开发并切实受益、贫困人口有尊严地实现可持续增收。各地在旅游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探索出了许多经验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深入推进旅游扶贫精准化,应结合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脱贫攻坚要求,对贫困人口的资源、意愿和能力进行精准识别,构建分层帮扶体系、实现精准施策,对帮扶主体、项目实施过程及区域贫困人口实施精准管理,建立科学考核指标体系、以专业化队伍对旅游扶贫进行动态化精准考核,以实现旅游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可持续。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在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实践中展示了丰富内涵。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精神实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思想引领过程中的统领能力、精准识别机制分析中的认证能力、精准施策机制分析中的规管能力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机制中的整合能力。统领能力存在理想型决策与非理性运作失衡、认证能力较低引致贫困户错评等国家治理能力偏低现象,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政治社会化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规则以及理顺政社职能关系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宏观思考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对＂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扶贫包括政府扶贫（政府扶贫机构扶贫和政府所属各部门扶贫）和社会扶贫（社会非政府组织扶贫和财富拥有者扶贫）。＂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要将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统一起来。战略目标：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战略措施：构建＂大扶贫＂格局;政策体系：政府的职能责任、民营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全社会志愿精神的统一;特殊政策：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扶持力度。     

精神扶贫助推精准扶贫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脱贫不仅要实现物质脱贫,更要注重精神脱贫,以精神帮扶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既能够加快贫困人口脱贫,又能够对脱贫攻坚战进行固本培元。精神贫困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导致的,就贫困人员内部因素而言,需通过“扶志”调动贫困人员脱贫的积极性,同时开展“扶智”工作以提高他们自身的脱贫能力,以此切断贫穷的根源;就外部因素而言,需要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并加快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为贫困群众脱贫营造积极健康的脱贫氛围。内因与外因的结合,才能使贫困人民真正实现脱贫,不再返贫。这一举措不仅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全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路径、策略与制度优势--新中国减贫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必须重新认识并充分肯定。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救助制度和扶贫举措,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相应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前30年的社会贫困,并为后40年农村地区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后,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以救助式扶贫开始,逐渐过渡到精准扶贫,绝对贫困人口从期初的7亿多人(国际标准)减至目前的1600多万人,脱贫人口总量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3%。新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与自身的制度优势密不可分。后小康社会,应全面总结新中国70年的治贫成就和经验教训,对标国际扶贫标准,重点关注最脆弱人群(包括城市贫困人群),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研究综述

自2015年全面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扶贫以来,“第一书记”是活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在加强基层组织、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精准脱贫、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建立“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事关贫困地区脱贫目标的精准实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最终完成。因此,全面分析并掌握驻村“第一书记”的概念和相关政策,从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主体角度和制度角度梳理学界有关“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的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就未来研究角度进行展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贵州“智力扶贫”实证分析

＂智力扶贫＂是贵州新世纪扶贫独创的＂六大模式＂之一。实地调研表明,贵州智力扶贫存在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够、贫困人口的参与度不够、内容狭窄等问题,论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三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是精准扶贫实践下的思想结晶，其理论价值是创立了“穷人经济学”，在指导国际社会脱贫致富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正确理解与把握这一重要论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中意义重大。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构建

激励政策是推进科技扶贫开发的有效保障。目前,我国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还较为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扶贫开发的推进,准确分析、科学设置、建立健全科技扶贫开发激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消费扶贫:政策、理论与实践

消费扶贫对于激发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推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等均有积极意义。在国务院专门出台文件推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晰消费扶贫的基本内涵和形成机理,注重解决有产无量、有品不优、体验不美、持续不久等问题,不断推动消费扶贫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