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乡村振兴视阈下新乡贤的要义辨析与培塑路径

乡贤的产生、繁盛、异化与离场反映了历史变迁中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定位和功能的不断演化。新乡贤治理是以乡贤这一传统组织为主导的乡村秩序新生产范式。新乡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乡土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新乡贤”这一群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可以说,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是强化国家—社会的连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必然要求,由此,理清其时代要义、辨析其认识误区,构建其培塑路径尤为必要。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

乡村社会的困境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是"新乡贤"的回归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政府动员是其动力逻辑,"污名化-离场-重生-返场"是其历史逻辑,嵌入性治理是其功能逻辑。厘清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对于重塑现代乡贤,重构乡村权威以及推动乡村善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乡贤的乡村治理困境与突围路径——基于浙江省J市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变革的轨迹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治理到分权治理;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改善村治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近几年,针对时下乡村治理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乡村空心化、荒漠化、精英主体流失化和村级治理边缘化的困境,人们开始从传统的治理方式中寻求破解之道,“乡贤”一词迅速升温。     

多重建构：新乡贤身份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进入历史舞台，必然面临新的身份建构。借助身份理论，将新乡贤身份建构置于“国家—社会—自我”的分析框架中，并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探究新乡贤身份建构背后的结构性表征。乡贤身份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历程，也揭示了新乡贤身份“国家—社会—自我”的多元建构路径。新乡贤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和合法性重塑、社会层面的规范培育和价值引导、自我层面的认知修复和情感投注等方式进行身份建构，其身份结构、功能结构、权威结构随之发生了变迁，新乡贤群体对这一身份也呈现出接纳性认同、消极性认同、谋利性认同等认同方式。新乡贤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在新乡贤身份合法性建构的同时，也加强其有效性建构，从而让新乡贤发挥出更大效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贤文化四题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贤文化是一个新事物,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其一,这种新乡贤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它是一种现代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其二,这种新乡贤文化建设面临哪些困境?主要有乡村精英人士的缺乏、传统乡贤文化资源的匮乏、资本逻辑的冲击、需要协调与党在农村领导权之间的关系。其三,这种新乡贤文化建设有什么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其四,这种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有哪些?我们需要挖掘和传承传统乡贤文化资源、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鼓励成立各种乡贤组织。     

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德治”的载体,新乡贤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制度供给和推动集体行动。其中,制度供给是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过程中提供基本的博弈规则,而治理共同体的各主体各司其职,完成多层级的制度供给。新乡贤负责供给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互惠机制。在集体行动中,新乡贤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拥有一定的治理资源,可以有效解决行动初期的初始成本难题,并通过德行领导来动员和组织村民。同时,新乡贤推动形成嵌套组织结构,不仅提高了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而且降低了组织成本。事实表明,新乡贤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动逻辑

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嵌入共赢的逻辑关系。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认知是把握两者关系的逻辑起点;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乡土中国是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耦合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传统民俗技艺、乡村公共空间与新乡贤群体是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共赢的实践进路。     

乡贤归来

正开篇的话今年"两会",《"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当下一个热词——"新乡贤文化"。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里,有这样的表述:"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回顾我国千年农耕文明,乡贤历来都是受社会民众普遍推崇与尊重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是乡村道德教化的楷模,也是乡村建设的引领者与实践者。而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成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以乡贤文化滋养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基于乡贤群体"立德、立功、立言"等优秀品质积淀而成的乡贤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榜样文化和先进文化,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而言是一笔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虽然乡贤文化已经在涵养农村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场"乡贤队伍能力弱化、新乡贤群体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的凸显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乡贤文化功能的发挥。文章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平台,健全以乡贤文化为引领的常态化的乡村集体文化活动,扩大新乡贤的引进领域和选拔范围等路径,实现乡贤文化的创新对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新乡贤与小农户间的合作关系研究——基于H省Q县W村的调研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如何促进产业兴旺目前研究较少。文章基于H省W村调研,以创业机会观Wood-McKinley模型为理论基础,分析总结新乡贤如何与小农户合作创业,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剖析创业合作动机及模式。新乡贤与小农户合作创业历程中仍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面对这些困难,需要建立新乡贤信息库,了解新乡贤专长及意向,及时推进合作;针对不同的合作模式引导及完善激励措施等方式使得新乡贤转变成共赢型经纪人,使得两者的合作关系稳固长效。     

发挥乡贤作用 推进乡村振兴

正近年来,乡贤的当代价值日益凸显,"乡贤文化""新乡贤"等名词走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十三五"规划,"乡贤治村"受到热捧。自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新乡贤、新乡贤文化"写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并对"乡贤文化"进行了详解;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如何发挥乡贤作用,激活乡贤资源价值,助力乡村振兴,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推动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解码新乡贤

正建设"人的新农村",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现代治理经验与传统文化沉淀之间找到平衡点,而新乡贤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20年前,罗强离开农村进城打拼,成为一名"城里人"。20年后,他决定携妻女回到农村创业,准备当个"新型农民"。不料,罗强的行动激怒了父亲,坚持要分家断绝关系:"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今年"两会"期间,发生在四川小伙罗强身上     

延揽乡贤：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但既面临农村空心化的挑战,又面临着外部强制嵌入可能导致的"脱嵌"风险。从近年来浙江等地的创新探索来看,延揽乡贤应该成为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为此,应该激发新乡贤回归的意愿、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以及完善运作机制。而延揽新乡贤,不仅能求解基层党建困局,还有利于扩展执政党的建设视野。     

实践困境与关系重塑:新形势下村庄治理的一种解读

在过去30多年里,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以及"乡政村治"治理体制的确立,尽管基层民主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面临着诸多"实践困扰"和"发展困境"。在这些"实践困扰"和"发展困境"中,由乡村关系模糊、两委关系失衡、干群关系紧张和人情关系淡化而引起的治理关系紧张问题,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影响最为突出和深远。因此,理顺乡村关系、调试两委关系、密切干群关系和重塑村民关系,进而构建起民主合作型的治理关系,成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自古以来,乡贤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乡贤的回归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传统乡贤不同的是,现代乡贤所面临的乡村治理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时,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性、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