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治理民主:为何以及如何——近年来西方民主的发展逻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西方民主政治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行政民主试图通过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来对西方民主危机进行回应和拯救,但其视域仍然没有跳出传统政府治理的思维范畴,治理民主则进一步超越了将民主限定于政治与行政论域的民主理念,从民主实现的路径、方式、功能等方面全方位探寻当代社会民主治理的可能性。西方国家从行政民主到治理民主的实践探索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既是政治生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完善的现实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政治行为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合法性有着丰富的内部层次性。本文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以政治权力及其主体的功能为主线,对合法性范畴进行界定,进一步探讨合法性的基础和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危机与实现合法性的途径。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治妥协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承认社会有差别有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控制矛盾、控制冲突、促成和谐。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调节机制,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的“投降”、“背叛”,而是体现了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要建构一套技术化、工艺化的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机制,建立缓和阶级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建构一个基于现代宪政民主的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社会政治平台。     

公共领域重构中协商民主的发展逻辑

作为治理技术而展开的协商民主,其不仅是在民主休眠期对于选举民主的一种延续与反馈,也是对传统社会中协商因素的再挖掘与再创造。在公共领域重构的过程中,单纯技术维度的协商难以回应批判性公民、复合性危机以及网络技术带来的挑战。因而协商民主不仅要关注治理的有效性,更需要关注协商民主合法性的展开。有效与合法性因素有机的组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要素,以及传统社会治理资源的再创造。也正是在合法与有效的张力之间,成为理解协商民主的生成逻辑与发展方向,从而明确未来协商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时期巩固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统治合法性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使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国际环境的干扰、政治参与的无序化、社会分配的不均、腐败现象的蔓延、新旧体制的冲突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切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弹性是社会转型期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寻找公平的决策权分配方案——当代规范政治理论从平等到公平导向的转型

政治是围绕决策权的分配所展开的各种活动。政治理论的任务则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谁应当拥有决策权力;第二,谁应当拥有多少决策权力。近代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决策权分配方案,任何人只要被承认了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就获得了决策权力,而且是与其他所有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完全相同的决策权力。但随着国际联系的加深与外部性的普遍化,这种公民身份民主已无力解决许多政治冲突,当代政治理论开始了寻找公平的决策权分配方案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种比例原则,要求将所有利害关系人纳入决策,并根据每一利害关系人的利害程度来分配决策权力。这种利害关系人民主为解决当前的许多政治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政治文化解析

作为一种群体参与的社会失范行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分歧甚至对立以及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对主流文化认同感的弱化是引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文化缘由。而现实的社会冲突又反过来固化了冲突文化，乃至文化被当作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有力“武器”。因此，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从政治文化入手，主要举措包括：弥合弱势群体的社会不公心理与文化伤痛、强化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建立不同亚文化之间的沟通互动机制以及社会心理的预警机制等。总之，只有消除了政治文化上的对立，才能有效避免现实冲突的发生。     

佩迪特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

佩迪特提出了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但只有理解了他的民主理论,才能充分理解这种自由观。他区分了"政治合法性"与"社会正义",表明政治上的合法性要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需要公民对国家个体化、无条件和有效的控制。共和主义的民主是一种"论辩式"的民主,以民众对政府决策进行论辩的能力为核心。为了使民主更好地运转,在某些方面需要实行"去政治化",将相关决定权交给专家,避免决策者受到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佩迪特的论述对民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视角来看,他的思想仍然存在不够民主的方面。     

跳出“历史周期率”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历史周期率是一种规律性历史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民众对统治者产生价值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利益认同危机、公平认同危机,从而使统治者丧失政治合法性所致。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出路在于克服合法性危机:提高理论创新能力,解决人民的价值认同;提高执政为民能力,解决人民的利益认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解决人民的制度认同;提高构建社会公平机制和反腐败的能力,解决人民的公平认同。     

论社会体制危机中的政治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是一种体制性危机，解决体制性危机比解决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导致的危机更为艰难。这是因为引发危机的体制具有政治相关性和政治上的正统性，要否定这种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形式与经济管理形式以及个人行为的调控机制等都具有明显的政治相关性，进行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化解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无论从解决社会危机的目标来考虑还是从抵御风险和促进体制转型来衡量，选择从体制外入手是最明智的选择。     

政治民主：价值内涵与现实形态——一种哲学的考察

民主的实质是基于自身权利之上的人民的自治与自主.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深刻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民主作为一种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两种存在形态,即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和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及国家形态的建制性政治民主.这两种民主形态既具有共同的内在规定性,又在运行机制上相互区别,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     

执政合法性之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操持

近几年来，常有人以西方的选举政治作为合法性的标尺来质疑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本文认为，选举民主并非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标准；选举民主建立的执政合法性存在诸多矛盾，比如选举民主并不完全表达民意，存在金钱操纵选举、实施政策短期化、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等问题；当前中国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不仅维护了中共执政合法性，而且也打破了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迷信。     

略论参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与参政绩效

参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与参政绩效是参政党建设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参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参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都必须以足够的绩效为依托。参政党参政绩效包括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道德绩效三个方面。当前，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探索参政党提升参政绩效的途径，就必须要不断推进协商民主；不断保持和谐的政党关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促进与实现参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以参政党合法性为核心，不断探索参政党提升参政绩效的合理途径，对确保参政党永久活力，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建设意义重大。     

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路径探析

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加强执政有效性建设,是执政党解决自身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手段,也是执政党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如何不断地加强其执政有效性,直接决定着我国能否稳定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文认为:通过增强党的开放性,推进和完善党内民主建设,两种方法的应用能够有力的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效性,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社会冲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犯罪学为视角

我国社会当前相当一部分犯罪是由社会冲突引发的。这种剧烈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政治冲突,而是经济利益冲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观念交织,公民社会、理性社会尚未形成。因此,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尤其是治理犯罪,不能仅仅依赖刑事手段,应采取务实、多样化策略和技术,并逐步过渡到高水平的法治规则解决方式,即主要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从“弱势民主”到“强势民主”——本杰明·巴伯的参与式民主理论评析

本杰明.巴伯所建构的强势民主理论,是回应自由主义的一种参与式民主理论。巴伯批判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为弱势民主,并未充分实践民主的实质,相反却使得政治生活远离了个人而走向了精英垄断。巴伯主张以扩大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为核心的强势民主,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当前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扩大公民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民主参与,培养民主意识,提高民主能力,走渐进性的参与民主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战略。     

我国流动人口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及其政治风险

改善占我国人口17%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对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个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个体非法性政治参与、群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群体非法性政治参与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参与形式,但这几种参与形式中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社会资本流失、劣质民主和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风险。以制度整合与创新促进参与环境的改变,以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促进参与主体的变革,以政府转变促进参与客体的改善,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风险控制的主要途径。     

协商民主的规模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制度架构、渠道内容和基本原则,将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阐述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重要理论观点,并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对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体现了党在民主制度选择上的独立自主和高度自信。近些年来,学界亦愈来愈关注协商民主的概念性研究,特别是致力于通过审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遭遇的问题,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若干参考。本期我们摘译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帕金森的《协商民主的合法性问题》一文。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协商民主理论通常被视为一种阐述政治决策合法性的理论。与基于利益的民主模式相比,协商民主关心的是构建一种作为过程的民主,使民主结果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然而,协商民主本身的合法性在实践中却遇到不少挑战,其中之一是规模难题,即协商参与者超出一定数量后,协商便陷入崩溃,演讲将代替对话。这一难题意味着,直接的协商参与者是少数,多数人不能直接参与协商,因此协商民主实践似乎很难实现其理论所界定的合法结果。对此,帕金森认为,代表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协商民主的规模难题。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成为一种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以达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拓展社会主义民主广度和深度,提升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目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成功实践为研究其“制度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奠定了基础。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