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资源型城市近代转型研究——以清代四川富荣盐区城市变迁为例

以盐、铁、煤、瓷等传统资源开发而聚人烟、因此类资源生产的主体性产业及与此类资源生产的相关辅助性产业为主导而建市镇的城市被称为传统资源型城市。这类城市中 ,盐业资源城市为典型。本文通过富荣盐区城市变迁的分析认识到 ,清代传统资源型城市突破传统瓶颈 ,开始了近代转型 ,其路径是 :以资源生产技术变革为动力、借助因社会的变迁而出现的历史机遇 ,促成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带动整个城市的近代转型过程。在转型中 ,城市的空间分布、盐业生产技术、盐业制度、运销市场、社会环境等是影响的主要因素。     

近代宜昌商会的建立及其特点

宜昌商会是在近代社会历史嬗变和清末新政改革的背景下诞生的。近代宜昌的商业发展和传统商人组织的繁衍生息为宜昌商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政府的法令政策是宜昌商会诞生的直接推动力量,又为宜昌商会的组建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安排规则。宜昌商会的社会基础、组织制度和角色定位表明,它是一个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相衔接、代表地方商人利益、新中有旧、容旧于新的新式商人社团组织。宜昌商会的诞生过程及其组织面貌折射出近代宜昌社会转型的进程与特点。     

论村落共同体：地方共同体想象的形成及其问题

"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兴起和运用,既是对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回应,具有田园乌托邦的色彩;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问题场域中地方与中央关系、帝国想象与村落想象的悖论在新的社会时代环境下的延伸。地方士绅和地方自治在"村落共同体"的概念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地方士绅想象及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构建了对地方士绅相对于中央权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想象,这种地方独立性的构建形成了具有有机性、封闭性和田园色彩的村落共同体想象,预先设置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吊诡地形塑着"乡村即是国家"的隐喻。这一双重而又颇显矛盾的预设视角构成了理论上的遮蔽,设置了帝国想象与村落公共体想象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妨碍着我们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和治理中想象一种具有新的可能性的乡村社会形态和地方社会关系。     

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大学自治传统关联

中世纪欧洲城市不仅是大学的诞生地,更是大学自治传统的发源地。中世纪城市给大学自治传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大学自治的理念来源于城市自治的兴起,组织形式参照城市中的行会制度,其自治模式取决于城市中的神权与王权势力的差异对抗,大学自治特许权的重要内容是获得城市居住权。     

英国法治传统下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与进路分析

英国在自由主义思想、自治精神与普通法经验的指导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传统。这些法治传统推动了英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并使英国形成了以法治、服务、地方自治和政治中立等为原则的独具特色的近代警察制度,也表明警察制度在形成过程中不具有自主性,而是由法治传统决定了警察制度的特点。而警察制度的发展在为法治建设提供保障的同时,又对法治的现实运作提出问题与挑战,以此形成法治传统与警察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并进而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清末广西近代警政初探

清末,广西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地方治安机制趋于衰落,难以维系统治秩序以及近代城市发展对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这些因素迫使广西政府顺应清廷的命令改弦更张,创建近代警政并取得一定成就。     

论钱穆的地方自治思想

在对传统政治以"中国式民主法治"予以定位把握的逻辑之下,钱穆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思想。其中既有他对中国历史上地方自治的认识,也包括他对现实中地方自治的主张。从逻辑构成来看,钱穆地方自治思想分为地方分权和社会自治:前者以汉代郡县之制为例展开,主张精简政府层级,任用地方贤能,使统治重心由中央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后者以宋明社会自治为例展开,主张加强乡村建设,推进基层自治,给地方社会开放更多自由空间。以自治佐成统一是钱穆地方自治思想的历史意涵所在,体现了其具体的现实政治诉求;而打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节是其地方自治主张的超时代内涵所在。     

清末广西近代警政初探

清末,广西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地方治安机制趋于衰落,难以维系统治秩序以及近代城市发展对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这些因素迫使广西政府顺应清廷的命令改弦更张,创建近代警政并取得一定成就.     

协作与共治:明清以来中国地方社会治理的传统与逻辑

中国地方社会治理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与逻辑。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州县官依靠非正式聘用的胥吏进行社会管理的局面,及与地方士绅共同进行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同时,城乡分化使得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在这些传统背后,隐藏着地方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即"非正式治理行为"的存续和由官、吏、绅、民形成的地方社会协作治理网络,以及城市化对乡土社会侵蚀背景下城乡的依存与分化。这些中国自古以来的地方治理传统,对于当前中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英国警察制度中自治传统的特点及其借鉴

英国自始具有浓厚的自治传统,其地方自治精神和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欧美等其他国家。作为"地方自治之母",其警察制度也因此而饱含民众自治精神。近代英国警察制度理念中这种独特的地方自治传统树立了良性的中央与地方、警察与民众关系值得其他国家现代警察制度借鉴。     

清末民初商会裁判权的确立与发展

自清末设立商会以来,裁判商事纠纷始终是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而商会与政府也就此权限展开了博弈。从商务局到商会,再至商会商事公断处,商会裁判权经历了一个从确立到发展的过程,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学习吸收了外来文化,既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商事司法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商会裁判权的确立与发展历史,是近代中国司法变革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近代中国法律变革的艰难与曲折。     

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

传统中国,政府对商人及商业的平衡政策导向及不断发展的商业形势,为商事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儒家学说与国家制定法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长期的商业交易往来和行业自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商人的道德价值观为原型的商事习惯。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国际潮流,商事习惯也因此而被烙上时代痕迹,发生一些新变化。此演变不仅表征了近代中国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契合哈特的规则进化理论。     

民国时期乡村绅权嬗变的区域性研究——以苏南为中心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士绅的权力也随之产生变化：基于传统身份的文化权威道德教化功能开始减弱,一部分士绅通过进入国家科层体制实现了组织化,绅权与基层政权合流,另一部分士绅进入工商界成为绅商,他们凭借其在兴办实业中取得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影响者。     

近代乡绅衰落原因探析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作为治理精英的乡绅却在近代“废科举、兴新学”和“乡村自治”的过程中丧失精英地位。乡绅衰落的原因是：丧失文化权威而与下层民众疏远、传统精英流动渠道消失致其与下层民众隔离、乡绅自身异化进而与民众冲突、民众中产生新的精英给其沉重打击。     

加强行业协会建设

<正>市政协委员王鑫在发言中,就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建议:1.理顺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提升自治能力。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组织规范化、工作制度化、活动正常化"的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自治能力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要建立和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工作规则,制     

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

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经历了以地缘为主的会馆、行帮以及商会的发展过程。商人之间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孤立状态,走向协调行动,使全省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这不仅超越了血缘与地缘纽带的羁绊,也冲破了行业的囿限。商人由此得以改变以往的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扩大了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     

近代湖湘长沙商业重镇的崛起

长沙作为湖湘第一大城，素为湖南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沙的商业发展却较为缓慢。19世纪后期，具有变革意识的湖南地方官员与开明士绅合力推动了近代长沙商业的发展。开埠通商后，长沙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商业日臻繁荣，最终取代湘潭成为湖湘地区最大的商业重镇。此外，近代以来活跃于长沙商业市场的外省商帮，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巩固了长沙湖湘商业重镇的地位。     

试论绅商与清末警政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绅商阶层作为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崭露头角。他们跨居士绅和商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上通官府,下达工商,集钱权一身,掌控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商会,对地方的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社会活动能量巨大。清末警政改革,尤其是在地方警政的推广过程中,由于绅商的积极参与,警政的开办呈现出官办、官督绅办、绅办、官督商办以及官绅商合办等多种方式。绅商参与建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晚清警察制度的一大特色,虽然有弊端,但是对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     

日本城市管理行政机制及法规初探

<正>一、日本的城市管理体制日本是一个城市化率极高的国家,在城市行政管理领域大致可分为3个系统:地方自治政府系统、企业系统、社会组织系统。3个系统的组织很多直接使用"城市管理"这一名称,如地方自治政府设有城市管理课;企业方面如"××城市管理有限公司";社会组织主要以自治会、行业协会等形式出现开展活动。     

嵌入式整合:执政党引导乡村社会自治良性发展的整合机制分析

从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来看,政党因素作用于国家、社会领域的作用机制是嵌入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新一轮的社会自治拉开了序幕,当前乡村社会的自治在发展中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执政党有效引导乡村社会自治的良性发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和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建构法治化的嵌入整合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嵌入机制的构建需要理念嵌入、法治化的机制嵌入、现有的基层组织嵌入等环节的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