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及其影响——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

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始于1966年8月,止于1967年初。运动之初,当地干部组织群众努力把"破四旧"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力保"三孔"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免遭破坏。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升级和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外地红卫兵组织的介入,"破四旧"最终演变成一场"造孔家店的反"的灾难性破坏运动。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展,不仅未能"移风易俗"、"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反而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给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中学文革报》名扬全国始末

几个高中学生谈得很投机,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问世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少年中首先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极为荒唐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的“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在江青、林彪一伙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破“四旧”运动是随着“文革”的开始和红卫兵运动的出现才得以蔓延开来的。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日…     

天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始末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举动,点燃了全国革命师生极大的热情。那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们热血沸腾,他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斗私批修”、“破四旧”,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动荡。然而,1967年初,正当红卫兵们走出校园,走向全国各地,大搞“革命大串联”、“斗私批修”、“破四旧”的时候,天津市延安中学却解散了“战斗队”,开始复课闹革命——这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不足一年的当时,真是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可是,这件事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成为红卫兵参与“文革”的转折点。从此,在全国各…     

红卫兵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红卫兵及其红卫兵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及其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红卫兵运动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北京园林职工“文革”中保护文物纪事

北京园林职工“文革”中保护文物纪事董建华，于蓟华古都北京名胜古迹众多。由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玲珑精巧的私宅园囿、历史悠久的坛庙寺观等构成的风景游览地遍及古城内外。＂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名胜古迹无疑成了红卫兵＂破四旧＂首当其冲的目标。眼见珍贵的文物古...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天安门前,红潮如涌。“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检阅红卫兵。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从全国各地,到首都北京,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向太阳。千万颗红心向北京,祖国山河一片红。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从主动到被动,从兴致勃发.到心感无奈,其情感几经变化。红卫兵运动亦潮涨潮落…… 揭示“文革”初期的真实,展示红卫兵运动的历程,那时节: 天安门前涌红潮,小将热情比天高。胸前像章带泪闪,手中宝书连心摇。劲猎东风擂战鼓,漫卷红旗歌舜尧。伟大领袖一挥手,映得山河如此娇。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五:王大宾

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有过"天派"和"地派"。两派曾经打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两派的首领,都被称为红卫兵领袖。"天派"领袖是韩爱晶,而"地派"的领袖,就是王大宾。王大宾在"文革"初期也曾呼风唤雨,横行一时。但他在"文革"前并不坏。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历史吧。     

一夜狂飙

1966年 5月 29日.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为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红卫兵的誓词。 在天安门,毛泽东欣然接受红卫兵为他龙上的红袖章。破四旧、跳忠字舞、撒传单、批斗会、大串连……都是红卫兵的“发明”与“杰作”。阁一夜狂飙@羊夏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