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CSSCI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中国印尼货物贸易互补性分析

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既是印尼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印尼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对于中国来说,印尼不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从中印尼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分析的结论看,印尼可以在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可以在制成品方面加大对印尼的出口。两国贸易的互补性指数表明两国在技术条件、要素禀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属于垂直型产业间贸易,具有较为广阔的贸易发展空间。当前中国与印尼的贸易正面临着一些障碍与困境:印尼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立案,中国与印尼之间的传统能源贸易也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鉴于以上各种原因,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印尼,来提升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南海渔业冲突的不同情境与政策选择

渔业冲突是南海争端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在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与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两种情境下发生.既有研究对此未进行明确区分,通常笼统地把争议海域作为争端国在渔业冲突中的政策背景.事实上,争端国在两种情境下的政策选择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由于只涉及专属经济区重叠的争议海域类似一块"公地",同时渔业资源具有共享性,促使争端国奉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而缺乏合作治理的动力.在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争端国面临控制或投入两种维权现状,损益认知构成其判断维权形势是否有利的决策参照点.根据维权现状的损益框架,争端国赋予渔业议题政治属性,将渔业冲突框定为主权和管辖权争端.     

印太语境下的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进展、动因与限度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印尼合作既受到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快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然而,其合作受到若干负面因素的掣肘.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美日印澳"或"东盟中心"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中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2005年中国与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新的里程碑.自此,两国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向全方位、多层次和多渠道方向发展,但经贸关系的发展仍然是两国的重点,中国将加强对印尼的直接投资.当前两国关系还存在一些障碍,印尼国内还存在排华因素,须要努力防止排华事件的发生.     

美国对公海渔业资源开发的政策

开发公海渔业资源是一个既历史悠久又现实的问题。美国很早就开始与世界各国进行相关外交交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开启了扩大沿海国渔业管辖权的过程,但同时又担心自身的安全利益因此而受损。如何确立公海的范围和国家的渔业管辖权,成为一个经历多年的外交课题。美国通过三次参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谈判,与世界各国一道达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渔业管辖权进行了一个总体的安排。但当今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养护仍存在不少法律空白和争议。美国还在国际场合进一步推动限制开发公海渔业资源,这将对未来公海渔业资源开发的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印度尼西亚新防务战略解析——兼谈与中国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编者按 应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邀请,2007年8月9日,印度尼西亚国防部国防战略司总司长丹迪·苏森托(MG.Dadi Susanto)上将对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进行了访问,并做了题为"区域安全观与中国-印尼国防合作"的学术报告,对印尼在21世纪的国防战略做了系统阐释,并对中国与印尼之间的防务合作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剖析.     

印尼林业经济分析:发展、问题与政府对策

印尼森林资源丰富,但近年非法砍伐与木材走私活动极为猖獗,大片森林被乱砍滥伐,使得印尼进入新世纪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为此,印尼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尚存的森林资源不再遭到破坏,以实现印尼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印尼在森林资源合作方面潜力巨大.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

近年来,美国与印尼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稳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两国高层防务交流频繁、美国对印尼的军售规模明显扩大、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员培训成果明显。但是,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尼在发展对美军事合作问题上仍有所保留,这与印尼的整体战略设想、国内政治及对周边安全态势的总体判断有关。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与印尼的关系仍将保持发展势头,但不足以导致印尼改变"独立而积极"的外交方针。     

试析吧国华人公堂的盟神审判

盟神审判是中国民间一种处理民间冲突和争议的风俗.随着中国移民移居东南亚,这种风俗也随之传人印尼巴达维亚华人社会,成为18、19世纪当地华人社会处理纠纷的一种法律手段.<吧国公堂(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的<公案簿>第一辑,收录了多种有关盟神审判的案例.本文从当时吧城华人的思想信仰、荷兰殖民统治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其存在的背景,并根据<公案簿>的案例分析吧城盟神审判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东亚合作与中韩关系

探究东亚合作首先要区分东亚、东亚合作以及东亚与东亚合作所确指的行为体三个基本概念。东亚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合作进程,在安全合作领域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前景大致包括两种,一是既有框架下的东亚合作,二是继续泛化为亚洲合作。在东亚合作的视域下,中韩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有助于东亚经济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进程的推进。     

泰国与越南在湄公河地区的合作与竞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湄公河地区的经济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其中,泰国与越南表现突出.泰国和越南在充分利用GMS经济合作机制的同时,试图建立起以本国为中心的合作机制,以扩大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泰国和越南在湄公河地区的合作或竞争,将决定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未来.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印度尼西亚“沉船”政策分析

印尼对于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实施"沉船"政策已有多年,近年来被炸沉的船舶数量越来越多。印尼"沉船"政策涉及渔业、渔民、渔业执法、非法捕鱼等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印尼的"沉船"政策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政策。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渔业是印尼的立国之本,但是,印尼的渔业发展水平并不高,渔民是最贫穷的群体之一。由于国内资金短缺,渔业管理与执法能力不足,非法和没有受到管制的捕捞活动普遍存在,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印尼政府通过高调实施"沉船"政策来显示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决心。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沉船"政策遭到外界的众多批评,并且对佐科政府建设"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可以预见,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佐科在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仍将继续实施"沉船"政策。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Emerging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s emerging starting with a process of “ASEAN plus three” cooperation and moving to a final East Asian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lies in increasing regional common or shared interests. The significance of East Asia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s its developing process. “10?+?3” framework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cess but also ha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n cooperation plays a dual role in community building: reconcili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and cultivation of each member itself. The major rol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s peace making through cooperation under a regional framework.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crucial for East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中日东亚货币合作——国际关系视角的分析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美元霸权是东亚货币合作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东亚货币合作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利益分配的潜在内涵,而不只是单纯的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美、日、中三方的利益关切共同推动和影响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日元和人民币都不具备独立作为东亚主导货币的条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等现实条件,促使合作成为中日双方的最佳选择,其中,中日双方政治互信的改善对东亚货币合作尤为重要.     

东亚货币合作与中国的角色分析

如何加快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一直是理论界积极研究的课题.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东亚货币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是应对危机的直接反应,"10 3"模式和"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基金思想的具体实践,亚元则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高理想,但目前正在展开的货币合作方案对危机援救的实际效果有限,且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因此,进一步完善清迈货币互换体制、建立区域内汇率稳定机制、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和最终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区等分阶段渐进模式是今后东亚货币合作的最好选择.作为地区性大国,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并发挥主导作用.     

From distrust to mutual interests?: Emerging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Northeast Asia, historical legacies, a lack of common identit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impeded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However,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exhibited a growing interest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ce the late 1990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thre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multilayered intergovernmentalism’. It argues that despite 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s been promoted by talks and bargains among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who strengthened incentives for closer cooperation. Moreover, multilayered frameworks formed at the ASEAN Plus Three (APT) level, through the Track II mechanisms, and in issue-specific areas have provided valuable input into advanc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Whereas the APT framework offered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views and information for close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outcomes of the research at the Track II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eaders' cooperative initiatives. The existence of issue-specific frameworks stirred talks and negotiations at the summit level.     

试析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功能性定位

中日韩合作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因素，刚成立不久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因此也就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进行准确的功能性定位是秘书处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作者认为秘书处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和立足点应该以低敏感性非传统安全合作议题为突破口，从经贸合作、减灾救灾协调、突发事件应对、警务合作、文化交流等低敏感性领域入手，并逐步完善秘书处内部的各项机构建设，设立各专门-＇k-员会，循序渐进地为推进中日韩合作全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