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元共治的基层维稳新机制

当前,我国的基层维稳机制在缺乏制度化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存在一些缺陷,具体表现为：重视政府体制内维稳而忽视公众参与;重视策略性维稳而忽视制度性维稳;重视善后补救而忽视事前制度建设。这种维稳机制形成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渠道不畅通、博弈过程中主体权利不均衡及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缺乏组织依托。要有效解决目前基层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当在基层社会管理过程中塑造多元共治的维稳新机制,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基层维稳的主体。具体路径应当从强化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入手。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基层维稳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利益,对基层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高基层维稳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要以多元治理方式来处理基层维稳问题,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加强法治保障,推动并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我国基层维稳的理性化运行：语境、问题及路径选择

对基层官员维稳问责力度的不断强化与民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基层维稳运行面临着运行成本高昂化、运行行为暴戾化及运行目标短期化困境。建构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化的有效路径,首先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通过建立小政府的维稳模式实现维稳运行成本的理性化;其次改变基层维稳中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以此实现维稳运行行为的理性化;最后将基层维稳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以此实现维稳运行目标的理性化。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针对我国当前在法治观念、执法效果、体制机制、群众获得感等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要着重抓好法治体系、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这既要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科学决策体系"四个体系";又必须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内部权力运行约束机制、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四种机制";更要致力于实施平安建设工程、信访维稳工程、法治惠民工程、队伍建设工程"四大工程"。     

维权与维稳的内在逻辑及相互促进机制

维权与维稳在深层关系上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对权利的保障,社会就会充满怨气,基本秩序失去根基;没有社会稳定,权利的保障也就成为无本之木。现实中出现维权与维稳的对立,主要是由于民众在表达诉求时,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形式,政府在应对民众诉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依据诉求是否正当及表达方式是否合法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维权行为,其中,诉求正当却采取了不合法的形式去表达是导致当前公共冲突频发和冲突能量无法规范的主导类型。从2000年以来25起典型案例来看,表达方式的非法化主要包括被迫无奈式、团体失控式、即时反应式、以牙还牙式、应急建构式、同类仿效式、特意泄愤式等七种类型。公共冲突治理的关键是要促进民众正当诉求的合法化表达,这就需要从抗议者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等主观方面综合施力,并对其行为边界加以有效约束。要增进维权与维稳的相互促进关系,需要在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机制体系:大力疏通现有制度中的民众表达渠道和改进政府及时回应机制;针对现有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改革现存的不当的冲突管理思维和模式,建立合法、有效、科学的冲突截断机制;在不同的冲突管理阶段,完善冲突能量的体制内回流机制。     

城市基层治理的民意分类视角——以北京市西城区“民意项目”为例

如何应对民众日益多元的生活需求是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学者多从政府内部和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讨论这一问题,将民意作为一个整体性和描述性的概念,却未详细讨论其层次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内部视角讨论民意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通过将民意按照主体、内容和性质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可将其转化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以此分类视角观察北京市西城区"民生项目"个案中民意在民意收集、表达、呈现和监督四阶段中的作用,探索城市基层治理精准化的可能路径,可为解决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运用经济学思维和工具分析,当前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存在以下现象：政府维稳的高成本与民众维权的低效用,政府维稳和民众维权零和博弈,资源配置不均衡下的维稳异化和维权增多;而政府的权力寻租、产权的不明晰、负的外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引发民众维权的主要原因。为此,从经济学思考解决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矛盾,应优化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引导政府与民众正和博弈,实现双赢;制约政府权力寻租与保护产权;开放信息资源,消除信息不对称等。     

网格化管理中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难题与破解——以K市为例

网格化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普通群众参与度不高，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参与少等难题。对此，可通过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予以破解：强化党建引领，以网格为基础治理单元，构建纵向到底的“七级”党群联动工作体系和横向到边的网格化区域党建格局；建立外网，强化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和考评；建立线上线下“双通道”参与机制，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智力资源，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能力。     

新时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研究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了统一战线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统一战线参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内在必然性和应然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新时代,通过构建党的各级各类组织领导的政治组织机制、各类统战力量有序参与的协同运行机制、凝聚人心积聚智慧合力的多元联动机制、带动各类统战力量参与的政治动员机制、基层社会治理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机制的战略格局,切实有效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把习近平社会治理新思想新理念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之中,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张力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场域的多重变革。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基层公安机关信访维稳与维权困境解决路径探讨

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发展和改革推进过程中,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心理的变化,社会涌现出各类合法非法信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访压力,给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公安工作带来了挑战。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考核机制的不科学和治理体制的不健全,公安派出所在信访维稳工作上出现难题,如工作机制不顺、工作强度增大、占用时间过多等。这些难题的存在,既阻碍了对违法问题的顺利解决,也影响了维稳工作的最终效果。只有完善相关法律,理顺工作机制,摆脱传统综合治理路径依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使公安派出机关在维稳和维权方面实现平衡。     

创新信访维稳机制 构建基层政府“安全阀”——以成都市成华区的信访维稳工作实践探索为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期。基层政府是上级政府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基层民众的直接服务者,处在社会矛盾交织的中心枢纽和社会矛盾调处的前沿阵地。信访维稳成为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文章从调查分析成华区创新基层信访维稳机制的实践探索着手,研究从根本上更好地防范、化解、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与途径,为基层政府探索构建社会"安全阀"提供经验借鉴与实证参考。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探究

信访作为一种本土制度和地方性知识,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近年来,非正常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及基层政权的效能。基层信访治理是一种权力运作技术的体现,然而在维稳压力下基层信访治理策略运行并不顺畅。但基层信访治理的困境并非仅仅源于基层,而是当前诸多因素纵横交错的结果。加强信访法治保障,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树立司法的终局裁判权威,完善信访终结机制,将信访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基层信访治理走出困境的建设性出路。     

新时代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本土化的困境与路径

专业社会工作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在满足基层多元化利益诉求、解决基层治理实际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重点解析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本土化这个核心议题，提出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我国基层社会服务体制的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着公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不够、社会工作专业性不足、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化程度不高等困境，制约了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面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既要从外部寻求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又要从自身要素进行完善，让专业社会工作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文章提出与基层党组织协同共建共治、构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扎根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化社工队伍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