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生育权的法律保护

生育权作为自然人平等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涉及到法律、经济、伦理、生理、医疗技术等诸多方面,现阶段由生育权所引起的纠纷有愈演愈烈之势.要解决生育权对新时代提出的新挑战,就要求法律明确确认自然人的生育权,并对其加以法律保护.对此,可通过生育权立法的完善、生育权主体的扩充、生育权受侵害时法律救济的完善三方面加以解决.     

丈夫生育权的保护和限制

生育权作为一项特殊的人权,需要男女双方的配合,也需要考虑到生育子嗣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男女公民均享有相应的生育权,在发生夫妻生育权冲突时不宜过多地通过法律强制干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从保护女性的角度出发对夫妻生育权中的丈夫生育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     

浅析妇女不生育问题——以一起非法拘禁为例

不生育权是指权利人决定并实施不生育子女的自由,它是从生育权衍生出来的概念,也即生育权。不生育权作为一种自由权,它意味着权利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不生育。尽管不少国家为增加本国人口而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各国法律都未禁止人们选择不生育。正确认识生育权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保障,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婚姻家庭的稳定,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育权的性别冲突与男性生育权的实现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也应该是自然人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生育权立法与司法中存在性别歧视.男性生育权的权利内容受到诸多限制;男性生育权的实现依赖于女性生育权.男性的积极生育权与女性的消极生育权的冲突需要协调.处于强势地位的婚内女性生育权需要法律加以适当制衡,以便男性生育权能有效实现.     

生育权视角下的胎儿性别鉴定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愈益严峻,法律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然而,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并未因此得以遏制.性别比失调问题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并非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所致.站在生育权的视角上,性别知情权是公民生育权的应有之意.性别知情权并不损害他人权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应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生育权冲突现象的法理浅析

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对生育权加以法律确认和保护,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的权益,甚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对死刑犯生育权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的丈明进步和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时间成为学界议论的热点。本文主要从死刑犯生育权的正当性、合法性、技术的和现实可能性等方面探讨,着眼于保障死刑犯的生育权,探究并构建相关的法律制度,帮助死刑犯实现生育权,推进我国的法制化进程。     

浅论我国夫妻生育权

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对生育权问题提出的新的观点,强调夫妻和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强调夫妻在行使生育权时,要考虑到将来子女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在我看来,自由且负责任的行使生育权,承担对家庭、子女和社会的责任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就生育权的内容、性质、现实冲突以及对生育权最新解释进行分析.     

生育权基本问题的探讨及其法律保护

关于生育权基本问题的争议很大,学界对生育权的性质、权属主体和权能更是众说纷纭。生育权应是自然人主体享有的生育的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人格要素之一,属人格权范畴。自然人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但男女生育权并非同等,它们在权能和内容上存在差异。男女生育权共同的权能有生育选择权、生育信息知情权等,无“生育隐私权”权能,且生育选择权受到限制,是相对的选择权。女性生育权较男性生育权具有更多的可选择内容和更大的知情权范围。此外,女性生育权还独有生育健康权权能。生育权的法律保护有待完善,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条需加修改。     

生育权的法律性质

关于生育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学术界的主要分歧在于:生育权是不是基本人权?生育权是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生育权是身份权还是人格权?本文认为: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生育权既是宪法权利也是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格权。     

从传统到现代：性法律理念的更新与调整方式的转换

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性更多地表现为义务、责任和特权，很难形成系统的性权利观念与实践，与此相应，性法律必然以义务为本位。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的性需求量的增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改变了性行为的个体模式，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性行为的自主空间。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民众的性权利意识开始崛起和成熟，与此相应性法律应该以权利为本位。面对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国当代的性法律必须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与调整方式的转换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革发展与我国应对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历史表明,育种技术和农业商业化是推动植物育种创新保护制度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因素。文章从育种技术和种业发展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影响的角度,分析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以及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探索与面临挑战,认为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是我国种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既是种业企业基本的产权保障法,也是种业领域最重要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唯有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才能有效解决品种权保护中的“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保护弱”的问题,才能有效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之不足,为我国种业发展的现代化、开启种业发展新纪元提供法治保障。     

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包括了法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法治文明、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保障。法治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决定现代法治必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和谐,保障公民权利贯穿于法治文明的各项内在要求。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进公民权利规定、进一步合理约束政府权力和完善公民权利表达与救济途径来实现。此外,针对社会中特殊群体,国家须采取特别措施,以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发展

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是宪法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基本权利是宪法发展的基点,宪法的发展是对基本权利需求的反映,宪法的发展状况影响着基本权利的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孕育、法治社会的推进以及人权理念的发展等情势的出现,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具备有利时机。树立人权理念,加强人权的系统性立法和有效性保障是推进我国人权实现和宪法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人类社会逐步陷入了发展的困境——生态环境恶化。摆脱发展困境的唯一选择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必须有公共政策作保障,因为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只有加强与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论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上,人权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迄今,已产生了三代人权。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文件,从国际法上对三代人权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借鉴有关国际人权法和外国宪法,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和相关修正案,对三代人权予以不同程度的确认,但也还有一些基本人权没有涉及,或者尚未明示确认。建议以后修宪时将三代人权的主要内容明确、完整地予以确认,必要时可作适当声明和保留,以完善我国宪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     

新兴权利论纲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画卷不断展开的过程在法律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各种新兴权利不断展现的过程。新兴权利之新既可以从以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又可以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情景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新兴权利的产生在根本上乃是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而新兴权利与旧有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不仅始终贯穿于法律权利实践的始终,而且彰显着权利发展的真实样态。     

基于民法的水权问题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实施依法开发利用保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愈加体现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施行新的《水法》、《物权法》,使我国水权地位得以确立和发生变化,充分反映了现代水法的发展趋势.水权作为自然资源中的一项重要的法权,在其法理上与其他法律,特别是民法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立法和实践中也亟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增强和提高水权的民法保护效力.     

善优先于权利——社群主义权利观评析

社群主义权利观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自然权利,主张法律权利;主张积极权利优位于消极权利;主张社群权利优位于个人权利;并提倡"善优先于权利"。但它不反对个人自由,也不主张取消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权利划定适当的界,并为个性的形成与存在寻找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以社群为本的权利观念奠立在反对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充分回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创新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的路径探寻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增长,相伴产生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其影响了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要准确把握维护群众权益的新内容,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