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7刑法”与“79”刑法”若干问题的比较

<正>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称“79刑法”,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称“97刑法”。“79刑法”与“97刑法”前后相隔十八年,“79刑法”实际执行为十七年。本文拟就两者的若干问题作一比较研究。 立法背景比较 “79刑法”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三十个年头的产物。三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而立之年,     

刑法机能的发生机制--一个技术性描述

刑法功能是刑法通过其运作机制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宏观结果,是动态的刑法系统所具有的一种整体属性。它既取决于刑法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又取决于刑法运作的环境。在动态的刑法系统中,刑法机制也是重要的观念,它不但是刑法系统产生功能的方式,也是将刑法系统诸要素加以整合的方式;通过对刑法机制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刑法功能发生的完整过程和制度机理,并通过反向研究,来获得刑法功能的“生产”与“控制”技术。从刑法功能的需要出发来设计刑法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可以增加刑法目标的可预期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论行政刑法双重属性之否定

关于行政刑法的性质,历来存在“行政法说”和“刑法说”的争论,近年来又出现了“双重属性说”,即认为行政刑法兼具有行政法和刑法的性质,应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但是,从行政刑法的概念界定上,我国行政刑法不属于行政法,双重属性说也就无成立的前提;从逻辑上,不能得出行政刑法具有双重性质的结论,相反,行政刑法具有刑法的性质;从学科上,行政刑法也不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应该是刑法的一个分支学科。     

何谓刑法:基于司法逻辑的重述

刑法与《刑法》不同,这是理解《刑法》第1条之前应予注意的.《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的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2至5条分别规定的是同一根本原则之两用: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它们分别侧重于为控辩双方提供话语基础.关于刑法的概念,则应从“体——用”的动态轴和“内容——形式”的静态轴构成的坐标中去界说《刑法》第1条.在此基础上,应对刑法的公法性、刑法的政策性、刑法的目的性、刑法的规范性、刑法的司法性等命题的传统理解进行澄清.     

刑法思维的理论分野及其思想资源

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其学术标签虽似对立,其自我证立的思想资源却是共享的,二者都是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交织下展开的。而在两种刑法观的历史论辩中,双方最终都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论辩导向实践理性。如果说形式,里性致力于寻求法律的确定性,实质理性渴求于彰显法律的灵活性,那么,实践理性则倾心于构建法律的适应性。以“适应性”理论来检视两种刑法观的学术论争,我们会发现,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真正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是否坚持刑法的形式要求,而在于对“形式”的具体判定。求同存异之下,“适应性”理论似乎能够解释两种刑法观共同的努力与贡献。     

刑法谦抑在中国——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

为庆祝吉林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吉林大学法学院邀请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刑法学界同仁,于2006年9月1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了主题为“刑法谦抑在中国”的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学者们集中对何为刑法谦抑、刑法谦抑是一种原则还是一种刑事理念、刑法谦抑的价值、刑法谦抑在中国如何实现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刑法谦抑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诉求,在当代中国刑法中作为一种刑法理念应有多方面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限制性、紧缩性,刑罚适用过程中的轻刑化、非刑罚化、替代刑化。中国刑法应当谦抑。也有学者认为,“刑法谦抑”的提法不科学,应以“不得已”代之。     

传统刑法文化的价值蕴涵

法学界对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应着力挖掘 ,加强对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研究的力度 ,既要研究刑法制度史 ,也要研究刑法思想史 ,处理好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借鉴之间的关系 ,既反对“国粹主义” ,也反对“虚无主义” ,立足中国现实 ,早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刑法理论。     

论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并立

“行政刑法”是个舶来品,一般是指行政法或经济法中的“附属刑法”.然而在我国有特殊性,一方面我国“附属刑法”呈现“附而不属”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罪刑规范,即没有罪名和法定刑这些实质内容;另一方面我国在刑法之外规定有大量的人身自由罚,也即行政处罚中有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等,而且这些人身自由罚没有司法程序.加之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构罪标准,导致我国行政法与刑法不能够进行有效衔接.故本文主张建立刑法“二元立法机制”,实行刑法和行政刑法的并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难的问题,以推动我国刑法的科学立法.     

刑法发展类型嬗变分析

遵循“理想类型”的分析思路，应当把刑法划分为压制型刑法，自治型刑法和回应型刑法。其中，压制型刑法强调刑法附属于政治，实现的是一种伦理上的实质理性；自治型刑法强调刑法的自主性，实现的是一种形式理性；回应型刑法强调刑法回应社会的需要，实现的是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实质理性。正是刑法理性的内在矛盾运动推动了刑法从压制型向自治型再向回应型的转变。     

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

我国现行刑法典及修正案在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上都存在问题，需要通过再法典化予以消解。刑法再法典化应以刑法法理为根本遵循，制定兼具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永续模式的刑法典。这不仅需要从实质理性上实现法典编纂的系统性，坚守合宪性刑法立法观，正确处理禁止过度侵害与禁止保护不足所面临的重大争议，警惕和预防过度犯罪化悖论，而且需要从形式理性上确保法典编纂的多元性，形成“刑法、附属刑法、特别刑法”的三元结构。刑法总则再法典化涉及价值体系、定罪体系、犯罪分类体系、刑罚体系等四大体系的完善，后三大体系均在价值体系下统一塑造成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刑法分则再法典化需要重点关注四类关键问题：借助刑法解法典化形成刑法渊源的多元存在；按照“人前物后”原则设置刑法分则结构体系；立足于时间刑法学实现罪刑关系的合理配置；改进“章少节多”“同质分立”的体系。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立法解释简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同年10月1日起实施.自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通过四项决定、八部修正案和九件立法解释,对刑法的120多个条文作了增补和修改,对刑法总则和分则的有关章节、条文作了重要的诠释.一、概述（一）1997年刑法架构1997年刑法共452条,分总则、分则和附则三个部分,其中分则共规定了413个罪名.根据“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1-5）,截止到《刑法修正案（八）》,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为452个.     

行政刑法性质的科学定位(上)——从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视野考察

对于行政刑法性质的认识 ,法学界历来存在着“行政法说”与“刑事法说”之争。本文在辩正作为行政刑法界域的行政犯罪具有违反行政法与刑事法之双重违法性的基础之上 ,提出行政刑法具有行政法与刑事法之双重法律性质 ;并认为行政刑法在学科上应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 ,用以专门研究行政法与刑法的交叉、互动与协调关系。     

刑法不能承受之重——从刑法修正案（八）入手

法律规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刑法作为底限性法律规范而存在，一次法调整失灵是刑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危险驾驶罪，是在刑法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一次法的选择性执法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选择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控制的首要工具，是刑法不能承受之重；即使是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只应使刑法有限地前出。     

刑法解释学思考--以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为视角

任何法律法规都需要解释，刑法也不例外。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文章通过阐述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深入探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规定以及刑法分则相对应的各种表现方式，结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和刑法解释的理念以及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提出了一些完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     

刑法类型化的首要问题:方法论定位与方法性构造

方法论定位与方法性构造是刑法类型化的首要问题。对应着法律类型化属于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律方法论,刑法类型化属于刑法学方法论中的刑法方法论。但在刑法方法论中,刑法类型化并非完全取代刑法概念式思维,而只是居于刑法方法的主导性地位。刑法类型化方法的优势地位既可从刑法概念化的方法劣势中对比出来,也可从其自身得到直接展示。刑法类型化所对应的方法论可分解为刑法立法方法论和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但刑法类型化的方法性在从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的刑法实践过程中保持着连贯性与一致性,从而体现着刑法类型化作为刑法方法的基本性和全面性。只有从“方法论”地位到其“构造性”,刑法类型化才能作为一种刑法方法而被予以完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刑法进化论视角,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和社会刑法既是刑法的具体类型,又是刑法与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互动进化的产物.政治刑法以身份为依据对权贵与平民进行区分,并重点保护权贵的权益,因而在罪刑规范上实行区别对待.市民刑法力图打破刑法对身份的依赖,并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立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平等刑法,其虽然有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正义困境:无法满足不同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社会刑法主张刑法建构的立足点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契约,其在承认强者与弱者之基本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主张给于社会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并给强者的自由以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从而在有效矫正市民刑法之正义困境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张.这也决定了社会刑法只能以例外存在,并需要与市民刑法之间形成共生秩序,从而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发展路线.此亦构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我国刑法完善应当遵循的几个原则——以“刑法修正案”为主要视角

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刑法完善的基本模式,符合转型时期刑法修改较为频繁的现实需要而又有利于保持刑法典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表明了我国刑法立法技术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刑法修正案”在使用上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超越自身功能的“越位”问题,另外也有“缺位”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修正案”在刑法完善过程中的作用,应当切实遵循合法性、系统性和比例性原则.     

论刑法的标签化及其克制

在标签文化中,刑法的标签化不可避免。刑法标签化的真相是在刑法评价与社会道德评价“为伍”中强行增设义务而限缩权利,因此其不可避免带来了对个体价值过度否定的恶果。为此,在尊崇个体价值之中塑造刑法信仰,当是刑法标签化克制的价值之途;而在刑法谦抑性之中,建立和完善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则是刑法标签化的制度补救。在标签化的“宿命”之中,刑法仍应不辱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使命。     

刑法总则的修改与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

关于刑法修正案对“刑法总则”内容修改的合法性问题的“依法”审查,必须回归《立法法》的明确规定,笼统地断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修改刑法总则内容并不适当。“职业禁止”的保安处分法典化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我国刑法上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二元制裁体系的正式形成,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修改完善有利于实现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良好功效,但是终身监禁制度的横空出世却使得我国刑法“死刑过多”老问题尚未解决、“生刑过重”新“病灶”业已生成,我国刑罚改革的发展前景可谓喜忧参半。终身监禁的创设性修订完全背离了无期徒刑保留论的基本立场,突出违反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经不起刑罚人道主义的正当性拷问,因而理论上应当反思“完全堵塞”犯罪人回归之路的终身监禁的合法性问题,立法上应删除在宣判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无期徒刑之际即事先“预判”终身监禁的新规定,保留无期徒刑“准许假释”等补救措施的既有规定。     

规范意识强化:也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刑法规范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忠诚,故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宜纳入刑法的规范性要素,“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应该得到支持。由于对刑法工具价值的夸大与误读,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司法甚至刑法理论都存在着严重背离民众法感情的“异象”。通过科学刑事立法、强调刑事司法之社会效果、提倡刑法的适用性解释观念等途径,能够促进符合当下法治理念之刑法公众认同理念的培养与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