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占性质犯罪的立法完善

侵占性质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包括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贪污罪 ,实践表明存在立法界限模糊 ,罪刑关系失衡等问题 ,笔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建议将刑法中具有侵占性质的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及贪污罪合三为一 ,以侵占罪予以概之 ,这样既符合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要求 ,重要的是还可解决现行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     

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研究

职务侵占罪是从侵占罪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罪名。本文从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方面对其构成要件进行研究,并对司法实务中存在的一些争议和疑难点予以分析。这些方面观点林立、分歧较大,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刑法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实践的开展。     

职务侵占罪司法认定的几个难题

职务侵占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讨,很多先前争议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得到了统一的认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务侵占行为人的犯罪手段更加多样,产生了许多新的司法疑难问题。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制定,职务侵占罪所依托的基础经济事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浅析职务侵占罪的对象

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本单位(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的财物。作为刑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概念,犯罪对象的大小直接反映了刑法所保护法益范围的大小。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以及研究的逐渐深入,职务侵占罪对象的外延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即犯罪范围的外延在不断地扩张。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关于人权保障和社会保卫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拟对职务侵占罪对象所涉及的司法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职务侵占罪法益观的重塑——以信赖利益的刑法保护为出发点

将信赖利益作为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的连接点，是刑法理论主动应对风险社会的表现。可将我国《刑法》中的职务侵占罪保护的法益解读为“财产+信赖”型复合法益。以信赖利益重塑职务侵占罪的法益观，有助于解释职务侵占罪刑罚设置的合理性及解决本罪在司法认定上的疑难。基于“财产+信赖”型复合法益观，职务侵占行为的手段是复数的，职务侵占罪的刑罚设置具备合理性，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之间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行为人利用非公有制单位给予自己的信赖，这里的职务既不具备管理性，也不具备持续性。相比于单一法益观和“财产+公权力”型复合法益观，“财产+信赖”型复合法益观具有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优势。     

浅析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区别

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的两种不同的罪名,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理解认识上的不一致,对同一犯罪事实,有的认为属于职务侵占罪,应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有的则认为属于贪污罪,应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容易造成职责不清,管辖不明,不利于及时准确惩罚犯罪。为此,笔者拟就此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职务侵占罪主体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根据新《刑法》第２７１条的规定，构成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从法律规定上看，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清楚的，但是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职务侵占罪主体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尤其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中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具体范围的界定，司法工作者乃至刑法理论界尚存在一些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职务侵占罪主体的几种观点进行分析，结合本罪的立法沿革、立法原意，总结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本质特征…     

设立中的公司员工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刑法》第271条规定将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描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但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设立中的公司"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从设立中的公司的性质以及员工与设立中的公司的关系两方面来判断行为主体是否适格。     

有关职务侵占罪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第271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侵占的手段有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1.经济承包活动中职务侵占罪的认定我国目前有两类经济承包方式：一是经营权型承包。二是劳务型承包。在实际司法活动中我们认为只有经营权型承包中的承包人,才有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侵占发包方财物的可能,才有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可能。当然,那种名为国有、集体性质的承包对象,实属…     

关于抢劫罪的几个问题

抢劫罪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常见的罪名,但由于刑法自身的概括性和司法实践的多样性,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见解,有些问题甚至众说纷纭。本文从抢劫罪的定义、对象、既未遂标准等方面对抢劫罪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数额犯中数额认识错误的评判

在我国违法和犯罪分开的二元立法背景下,必然使犯罪概念蕴含着罪量要素,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当中的数额犯、情节犯等概念亦成为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故此数额犯便成为了我国刑法理论上所特有的犯罪形态.因此,有必要对数额犯中数额认识错误的问题进行系统讨论,并提出相应的评判标准,以期能更好的解决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从数额犯所涉及的数额的概念入手,明确数额在数额犯中乃至我国刑法中的定位问题是研究数额认识错误评判的前提,由于数额认定是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数额在刑事案件中看似具体但又包含着抽象的成分,所以既需要对其进行量的判断,又需要相应的价值判断.有了对数额认识错误的法理评判,就能结合刑法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数额认识错误问题作出正确的诠释.     

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问题之探讨

单位如果实施了自然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是以个人犯罪论处还是司法机关不予处理而放纵犯罪?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且在司法实践的处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争论,至今尚无定论。这样的现状,一方面难于体现我国的刑法保护功能,另一方面如予以处理,则可能冒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的确是一个两难问题。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当罚性,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犯罪的变异与司法实践,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法律认识等问题的探讨,希望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开辟思路。     

挪用公款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罪名创制之初,便引起刑法理论界的广泛争议,也是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点.为了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认定标准,迄今为止,有关机关共作出了4个有权解释,解释虽然一再出台,但仍存在理解上的不一致,尤其是解释中的"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谋取个人利益"及"如何确定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等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进一步探讨和谋求取得共识的必要,以求得司法的精确.     

单位犯罪存在范围的批判性反思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出了更多的单位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正式将单位确定为犯罪主体,这对于打击单位犯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由于立法层面上没有兼顾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逻辑平衡,加之刑法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匮乏,导致在司法层面上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各行其是,以致使得刑事司法难以应对诸多的新型单位犯罪。因此,针对单位犯罪研究与司法操作的混乱局面,深入探究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系,进而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单位犯罪加以干预范围的明确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单位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刑法问题类型划分方法与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

依据刑法问题类型划分的方法,我国刑法学中有关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排列顺序的四种观点是分别在刑法学问题即解释选择问题的意义上和刑法问题即司法技术问题的意义上被讨论的。从刑法问题类型的划分上来看,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问题属于司法技术问题,因此,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的认定为主要标准。     

单位贿赂犯罪之检讨

我国刑法把单位贿赂犯罪从自然人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规定,并对之做出了与自然人贿赂犯罪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单位贿赂犯罪特殊性,同时导致了某些规定与刑法惩治贿赂犯罪基本精神的背离和罪刑关系的不协调,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对单位认定标准理解不当的问题。     

铁路运输领域破坏交通设施罪有关问题的研究

我国铁路法和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破坏交通设施罪在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标准方面的规定不同,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和罪责大小存在一定困难。不仅如此,由于铁路运输专业性强,本罪的构成及罪责大小均需要专业性的、中立的技术鉴定。上述问题关乎司法公正、条文解释与修改,应该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并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予以解决。     

爆炸物犯罪司法疑难问题及其解决

爆炸物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刑法理论界对有关爆炸物犯罪的研究欠深、广,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处理爆炸物犯罪时对犯罪对象、行为、罪数认定及刑罚裁量等出现争议和疑难。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对丰富爆炸物犯罪理论和解决爆炸物犯罪量刑失衡具有重大意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爆炸物的外延不周延,应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虑予以解决;对爆炸物犯罪行为认定的疑难,应从各种犯罪行为的本质特点予以认定;对罪数形态认定的疑难,应从把握事后不可罚行为和想象竞合犯等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认定;对于刑罚裁量上的失衡,应从正确认定处罚情节和正确适用司法解释来解决。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变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社会进步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中国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关注、借鉴英美刑法理论体系,以此推动和完善中国法治建设。在刑事政策方面,美国体现为对轻微犯罪处理更轻和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更重;在刑法基本范畴和理论方面,英美刑法中的持有犯罪行为形式、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轻率罪过形式等等,对中国刑法有一定启示;在刑法运作方面,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和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上存有重大缺陷。立法上的弊端必将随着司法实践的增多而凸显。更为重要的是 ,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 ,破坏了刑法公正与功利合理的平衡关系 ,并将造成诉讼程序上的诸多困难。因此 ,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 ,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拒不申报财产罪无疑是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