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公民的扩大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基础。公民参与到人大工作中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通过扩大公民参国家立法的渠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公家工作人员的选举制度,健全和改进旁听和听证制度,事前公告、公示制度,加强信访工作,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基本方式的转变,来达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和扩大。     

从实现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公民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民主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根本途径。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参与机制以及参与主体本身的素质,因此,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同时从经济、环境、制度和教育文化这几个方面着手,才能切实的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从而推动政治民主的到来。     

浅议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利益诉求,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指出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培养其政治参与意识、规范政治参与制度、畅通参与渠道。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分析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制度为分析视角,在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化做出界定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在我国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意义和现实路径。     

公民意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促进与形塑

民主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践经验表明,民主制度和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依赖文明的政治制度,还必须辅助以健全的公民文化、丰富的政治实践来共同完成。因此,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公民个人,对政治权力运行和监督的介入就显得尤为必要。政治参与本身不仅是政治民主的体现,而且也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反映了这个国家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在整个过程中,公民意识的内在驱动力和对政治生态环境的促进与形塑,对制度的有效运行、决策的有力执行和政治社会化的有序推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浅析当代中国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决定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及其它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主要包括大学生、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数量庞大的网民。在参与方式上,可以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在中国,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又有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活动,当代中国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政治参与发展的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发展的程度。促进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规范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选举制度史话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在我国，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民主制度的发展．不仅享有选举权的主体范围逐渐扩大．而且在各种制度设置方面也保证了人民更好地行使选举权．人民当家作主得到充分的体现。实践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完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     

公民教育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作用

民主政治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然而民主传统的匮乏以及低水平的公民认知和公民参与能力使得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困难重重。要克服阻碍，增强公民民主意识，提高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就需要正确的公民教育。发展我国公民教育，在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完善教育理念和体系，把我国公民教育水平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最终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发展。     

民主的宪政归宿

当今在政治领域谈论的民主。不是古希腊、罗马城邦的原始的、朴素的直接民主。而是近代民主革命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制度型民主。制度型民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求公民采取具体的“合法”形式参与政治生活，在不与国家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某种具体形式来实现公民个人利益。     

关于完善人大制度的若干思考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主要途径:一是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引入竞争机制;二是明确代表职责,促进人大代表专职化;三是理顺人大与国家机关的关系,确保人大职能的行使。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是主立国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二大”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创立了民主立国思想。主要包括民主建国论,代表式的民主体制和自治性的民主治理结构的构想,以及民主立国的原则与框架的创设等。这些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今天。它仍有重要的政治导向意义,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宝贵的思想资源。     

论农村换届选举的法律规制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建设稳定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举措。建立完善的农村选举制度和村务管理制度是有效防止少数人为追求非法利益,采取一些违法手段破坏农村的换届选举有力武器。     

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喀什844000

贿选是当前严重危害政治民主的腐败现象。现行法律中将贿选视为破坏选举罪的行为方式之一,然而,贿选的社会危害性远不是破坏选举罪所能涵盖的。贿选与贿赂罪在罪质上具有同一性,在行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为切实发挥法律对贿选的遏止作用,建议单独设置选举贿赂罪,并将其归之于贿赂罪这一类罪名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探讨

人民代表机关应该而且必须具有代表性,即必须经过专用程序和方式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代表性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根本属性。人民代表机关只有具有代表性,才能保障自身的民主性质。只有人民代表机关具有代表性,整个政权体系才具有民主根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还很欠缺。缺乏代表性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意代表机关的真实性成为问题;这又不能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正当性。应从选举环节和沟通环节增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     

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考——现行《宪法》实施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是我国宪法、宪政的核心使命。秉承这一使命,我国现行《宪法》实施30年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因此,有必要结合既有成就,正视新时期的挑战,通过进一步推进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向。而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关注公民身份、提升公民的民主行动能力,走社会主义民主渐进发展之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

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转型社会的参与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制度性参与、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和非法的参与。在权威政体松动、开始推行民主化之后,公民会逐渐远离非法的制度外参与。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刍议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的任务是监督监督者的司法活动,工作的性质是“民督宫”,由此决定了人民监督员应具备较高道德、业务素质,并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他们应当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皆不宜兼任人民监督员职务。现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人民监督员的选聘条件规定过于粗糙,选聘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缺乏透明度,监督员的责任也未明确,难以保障监督的实效,故该制度应在许多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