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司法实践中搜查权的滥用表明,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很有必要。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应确立令状原则、特定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人权原则与比例原则等五项原则;应完善无证搜查的规定;对搜查的时间应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还应完善刑事搜查的救济程序,以立法形式赋予被搜查人请求法院对搜查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     

论搜查的正当程序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参照英美法系的搜查制度,我国的搜查措施应规定履行严格的令状申请程序、规范的执行程序、扣押程序、完善的救济程序.     

台湾刑事搜索制度考析——兼谈对大陆之借鉴

台湾刑事搜索制度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和程序保障,即：有证搜索与无证搜索;同意搜索;拒绝搜索;对处所的搜索和对第三人的搜索;对人格权的保护、规范搜索强度、规定搜索中在场权、搜索特定性原则,事后审查机制。这对于我国大陆刑事搜查确立司法令状主义,建立健全刑事搜查体系,严格刑事搜查启动的实质条件,完善刑事搜查的程序性限制措施和建立防范非法搜查的保障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变”的困局:评新刑诉法的搜查程序之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诸多变革之中维持了搜查程序的原有制度形态,这种不"变"的格局与西方国家搜查程序的法治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保障性、精密化、司法化的不足,凸显着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的制度缺陷。而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之规定又稍显保守。因此,未来我国搜查程序的改革,除进一步坚持法治化路径外,还需要引入利益权衡方法,使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功能落到实处。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调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为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泛使用,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限制警察非法搜查的尚方宝剑。但随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的增多,加强警察执法权力,适当限制人民自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主导性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随之产生了松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影响历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做出的不懈努力。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类证据：一是非法的自白证据；二是非法搜查、扣押所收集的实物证据。这种证据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关系到不同诉讼价值观念的选择和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存在着许多差异。     

对侦查对象的搜查比较

将搜查分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搜查和对第三人的搜查,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法律在对这两种针对不同对象的搜查设定启动条件时的差别,即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搜查的启动条件更低,而对第三人的搜查启动条件更高;我们还可以从这一分类角度清楚地发现由于不同的搜查对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的区别,从而导致了法律为二者设置的救济渠道上的差别。     

论美国的搜查制度

在美国 ,搜查和扣押是警察收集证据的主要途径 ,它必须遵循严格的搜查程序 ,并受搜查范围的限制。只有合法的搜查和扣押所获取的材料 ,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搜查和扣押是警察等政府官员检查某人或者某地 ,以便获得和没收犯罪证据的行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 ,政府应该保证其搜查和扣押的合理性。而保护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主要机制是许可证程序 ,证据排除规则等 ,为实现美国的宪法精神提供了保障。美国刑事诉讼中有关搜查的法律规定可为我国搜查制度的改革提供参考     

对搜查的几点认识

搜查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其主体是侦查人员。搜查要持搜查证才能进行,除非在紧急情况下。搜查的种类包括嫌疑人的人身、物品和住处。搜查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     

刑事诉讼中的搜查与扣押

刑事诉讼中的搜查、扣押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实施,应当受到诉讼中应具有的正当程序精神的制约,缺乏完善的程序制约则对公民权利极易造成威胁.完善的搜查、扣押制度应包括以下要素:必备的程序要件;侦查人员紧急情况下的合理限度;违反程序上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及完善的法律救济措施.     

财产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采取搜查、扣押等财产性侦查措施规定并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随意违法搜查以及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纳入强制措施范畴,并建立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司法审查机制,当事人不服的申诉与救济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违法滥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惩戒机制。     

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的重构——以美国法为参照的分析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之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令状搜查制度。构建我国真正的附带搜查制度,必须将其与有证搜查、紧急搜查区分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附带搜查启动的具体要件,严格限定附带搜查的实施范围,完善对违法附带搜查的救济措施的规定。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

行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权力的异化，表现为行政行为侵犯个人权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国，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济，但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谁来追究责任呢？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虽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却很少。只有诉讼才是最后一道维护法律及公正的防线，而对这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加以规制。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遏制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程序违法撤销与重作行政行为的限制

行政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撤销后,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个制度存在着前提不正确,忽视程序独立价值、诉讼价值、原告利益和利益平衡原则等缺陷。这种无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制度和理论应当受到一定条件和范围的限制,主要有:事实限制、法律规范限制、程序限制、权力限制、判决限制和违法限制。行政诉讼制度应据此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正在草拟的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也应规定这些限制规则。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研究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是指政府行政系统在为公众提供行政救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法律行为中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典则的情形.其行为表现主要有：消极履行劳动义务、虚构困境信息、获取非法利益、阻滞权利人获取权益、侵害福利设施等.原因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基于此,必须通过构建新的行政法体系来矫正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即强化宪法中的义务理念、建构福利行政法体系、量化福利行政的各项指标、建立新型行政违法制裁机制.     

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控制及法律救济

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重要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违法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主要有主体违法、内容违法、程序违法三种。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存在着认识误区,防止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出现,要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完善法律救济途径。     

完善我国搜查程序之构想——以两大法系搜查程序为借鉴

搜查对有效惩罚犯罪,减少或避免因犯罪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作用,但又可能对被追诉人及案外人的人身及财产权造成侵犯.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搜查的主体、搜查证、搜查的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借鉴两大法系搜查程序的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我国搜查程序的设想.     

诉讼调解中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规制

诉讼调解虽然具有程序简便，高效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价值，但因缺乏充分监督和制约的程序，易于被不诚信当事人用以牟取非法利益。诉讼调解中原、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案外人权利行为，实质上属诉讼欺诈侵权行为，既损害了案外人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强化司法审判职权，完善诉讼调解程序监督机制，从程序法、实体法上对恶意调解串通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