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边疆的建构

现代国家治理逻辑中,法治边疆的建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有机构成。建国以来,边疆地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实践中,由于边疆与内地发展不均衡,制约了国家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传统非法治的治理方式以"习惯存在"影响了法律规范的"后天习得"。构建法治边疆应调整立法思路,防范国际风险、增强国家认同,突破法理困局,消弭法律冲突,树立法治权威,寻求法治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优化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的时代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我们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努力提升边疆治理效能,关键在于不断推进边疆地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强边战略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边”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与强盛息息相关，“强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纵观党的百年建设道路，从未忽视过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边疆发展政策也经历了“稳边安民”到“兴边富民”,再到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强边乐民”的演变。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阐释与明确，边疆地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边疆地区亟须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破解地缘政治复杂矛盾、价值实现障碍与地理区位困境，担负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边界安全之责、民族发展之需与向西开放之要，形成数字化治理体系、产业链数字赋能、数字化开放体系三条边疆现代化建设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边疆力量。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推动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加快推进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繁荣发展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维护边疆安全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从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角度入手,将"四化"有机统一于边疆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全领域。以社会化为基础,构筑综合系统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及完善路径探究

我国西南边疆治理不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民族交汇共存的特点,都对该地区形成多元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进程的迈进显得较为缓慢和困难。传统保守观念和现实法治状况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法治化形成了一定阻碍。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法治环境的营造、完善西南边疆执法程序和法律体系、改善边疆民生以及畅通边疆人民的诉求渠道,把边疆地区治理与边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推进我国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改革、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国家治理相对于传统国家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客体立体化、目标人本化、方式规范化、手段文明化的特征。改革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体制改革。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法治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更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为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指引改革、以法治原则和法律程序规范改革、以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制制约和保障改革。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概念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特征,需要利用法治的优势来节约社会成本、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走法治道路,以提升法治能力为核心内容,在立法、司法和营造法律氛围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推进边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要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要求,为新时代边疆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云南省临沧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从提高党对边疆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水平。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主线、时代要求与治理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需要为主线，其现代化的法治进路落脚于人民的法治需要，其实践机理表现为构筑与人民法治需要相适应的新型法治供给制度体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由此展现为人民法治需要与国家法治供给之间形成的二元动力结构。作为国家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供给侧体现了与人民法治需要相匹配、相适应的根本导向，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现代化发展战略。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健全的制度供给，这一供给以国家的立法供给、执法供给和司法供给为主体，是展现优质高效现代治理品质的法律制度供给。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路中，法治实践展现了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融合，法治供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互动协同的理念。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概念,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是一种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契约思维,具有合法性、民主性、程序性、限权性、透明性的特征。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法治社会最基本思维模式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视角中坚持法治思维需要对领导意志扭曲法律执行、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公权力过于强势、重结果轻程序思维传统进行反思。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运用能力,可采取培养广大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构建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需要的外部环境等对策。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法治思维内涵而言,其指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自觉运用法律规则和原则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从而得出合乎法治逻辑结论的过程。具有从形式合法到实质合理、从理念要求到行动规范、从规则运用到实践理性、从法治精神到习惯思维等特征。就领导干部来讲,具备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领导干部获得最大凝聚共识和认同并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法治思维体现在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本位思维、权力控制思维、程序优先思维五个维度上。     

中国语境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中国语境下,探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面临诸多挑战:多元治理愿景与政府强势主导、法治建设理念与人情社会理念的交织、公共性的丧失与利益的高度分化等。有必要通过重塑社会治理理念、促进治理机制及体制创新,探索构建具有中国化、民主化、法治化和公共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内涵

民族区域自治是注册"中国"品牌商标的民族政策法律制度,既是依法治国的特殊性治国措施,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法治创新,还是法治治理国家的重点性突破,将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新体制机制,将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征程,自觉蕴涵若干法治内涵:国家构建法治主体内涵,统一追逐法治目标内涵,整体构筑"国家"法治内涵,自治成为法治核心内涵,自律主导法治动力内涵,法治汇集宏观总体法治内涵。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与契合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路径来实现国家治理,与该国的治理理念、治理传统、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等密切相关。创新型国家要求国家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是通过复合化治理手段实现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高度互动与契合。社会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民主政治为社会治理创新打通了参与渠道,依法治国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又和谐统一于党的领导和对共同价值的追求。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