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边疆的建构

现代国家治理逻辑中,法治边疆的建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有机构成。建国以来,边疆地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实践中,由于边疆与内地发展不均衡,制约了国家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传统非法治的治理方式以"习惯存在"影响了法律规范的"后天习得"。构建法治边疆应调整立法思路,防范国际风险、增强国家认同,突破法理困局,消弭法律冲突,树立法治权威,寻求法治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成都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深化路径研究

社区是依法治国战略落地的基础平台。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促进成都的有效治理与和谐安定,有助于促进成都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对成都整体法治化进程意义重大。然而,成都在社区治理法治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建议:完善立法和制度体系,创新"政社互动"实践,全面开展"社区协商",促进"达标服务"落地,切实提高成都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基层治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基层群众法治意识不强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健全基层治理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提高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加强基层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和加强基层法治宣传教育。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阈下的边疆治理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我国今后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实施有效边疆治理的总体指导。作为国家治理的特殊形式,边疆治理必须保证政府的核心地位。应对新形势下边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民生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治疆理念可以实现边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为边疆治理的创新思维。     

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命题,在理论意义上进一步拓宽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也标志我国法治化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不仅应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探求法治国家建设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核心要求上,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国家具体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国内工作和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法治化等。在重点任务上,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处理好本国法治传统与借鉴他国法治经验之间的关系,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最终形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良效格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措施法治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出发点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我国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免疫力"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面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缺乏法治思维、应急法律体系不协调、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三大方面的法治化不足问题。鉴于此,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树立和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应急法律体系完善、完善应急处置具体机制,构建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应对框架。只有从思维到法律构架再到具体机制全面覆盖,才能依法、有序、有效防控疫情,推动突发公共卫生应对的法治化进程。     

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科学思维透视——评陶林新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研究领域。陶林新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从服务型政府视角入手,对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命题进行科学整理与系统分析,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思维对该命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和方向把握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为缓慢,面临着社会治理主体单一、乡村干部群众缺乏法治信仰、乡村社会治理规则匮乏、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挑战,对此,需从积极培育社会治理主体,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规则,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树立干群法治信仰等方面进行建设.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美国监狱的行政隔离

监狱的行政隔离措施 ,一方面具有预防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具有保护性作用。因而 ,行政隔离的囚犯可分为二类 ,对于捣乱性囚犯 ,发挥预防性作用 ;对于受威胁的囚犯 ,则发挥保护性作用。始于 2 0世纪 6 0年代后期的囚犯权利运动影响了矫正系统管理捣乱性囚犯的方式 ,实践证明 ,行政隔离是处遇那些需要高度警戒囚犯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措施 ,不论他们对其他囚犯有威胁 ,还是自己处于其他囚犯的威胁之下。     

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着力点

我国有2000多个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县域经济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呢?笔者认为,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和结构,在战略层面上有以下着力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资源导向。 把县域所拥有的禀赋资源作为突破口,是发展县域经济常见的着力点。每一县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一些特殊资源,如特殊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或其它传统资源,这些加上一定的资金和劳力投入经过市场配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资源     

贵州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贵州省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惠及47.7万户、204.3万生态移民之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文章针对贵州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便实现生态移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良好的双赢。从而促进生态贵州建设,保障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办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教育主权、外方合作准则的资质和水平、收费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等。     

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其中,《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虽然主要立足于死刑案件,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未能全面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侦查取证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语言中的词与言语中的词

语言中的词是指孤立存在的词,言语中的词是指进入了语境得以运用的词。语言中的词往往具有多义性,而言语中的词其词义一般是单一的。语言中的词其词义具有抽象性,言语中的词其词义则具有特指性。语言中的词的词义较为稳定,而言语中的词却可以临时具有某种意义。     

批判中的法学与法学中的批判

法学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法律现实的理论认识活动 ,不如说是一个对法律现实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批判法学彰显了法律认识过程中的审视意味 ,让人们意识到没有批判的法学是封闭和僵死的体系 ,法学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新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 ,一味的批判与普遍的否定也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复活。因此 ,对批判方法的法学应用需持谨慎而又必须予以正视的态度。     

在发展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治党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旗帜,继续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学习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我国跨区域网络犯罪中管辖监督问题探析

随着互联网在当代的深入普及和应用,网络犯罪已然成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虚拟性、跨区域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犯罪中地域的限制,使管辖成为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中的首要解决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目前,在办案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往往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因管辖不明所带来的繁琐的行政化程序性问题。公安机关往往掌握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主动权,而随着程序的推进,检察院、法院则略显被动。当前检察机关对于网络犯罪的管辖监督存在比较大的缺位,对此,关于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不仅要从管辖制度本身进行针对性完善,更要从监督层面对其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