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刍议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全面建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综合治理的题中之意。笔者就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一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从当下犯罪治理的需要出发,立基于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定义展开的广义未成年人犯罪概念更契合我国社会的现实;二是未成年人犯罪原因,从犯罪学视角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能为犯罪治理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引;三是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策略,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需要研究作为治理基础的统计指标、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合理运用刑事政策。     

我国刑事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

刑事合规是在加强企业违法犯罪预防中有效而切实可行的重要对策。我国刑事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源起于刑事合规强大的外在驱动和企业刑事风险发出的失控预警。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纳入刑事合规具有实践基础和现实必要,构建了我国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制度重塑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我国刑事合规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务之急是解决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界定问题、刑事合规个性化参考因素在单位犯罪制度中的适应问题以及刑事司法模式由对抗性走向合作性的改革问题,对刑事合规预设行进弧度。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和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既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也是相互通联的关系,无法将我国刑事合规的实施与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割裂开来讨论。应当围绕企业独立意志理论、单位注意义务、犯罪量刑标准、处罚方式、刑罚的种类、刑罚的处罚力度等方面推进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避免我国刑事合规流于形式,更好地将我国刑事合规植入单位犯罪理论。     

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路径的选择与优化

《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预防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的空白,针对各种家庭暴力行为设置了救济方案。作为我国首部规制家庭暴力的法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界定了家庭暴力的范畴、统一了近年来关于家庭暴力概念的争议,为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救济设置了双层次的介入通道。但近距离审视其具体规定,在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路径设置上仍有失精致性,未能准确给予家庭暴力犯罪中诸如性暴力等争议问题规范定位,处置家庭暴力犯罪在理念上仍然有可优化的空间。在立足于行进中的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进程的基础上,针对司法适用中常见的虐待罪认定、婚内强奸认定、以暴制暴问题的认定提出了具体处置方案,并择取家长主义刑法、被害人过错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介入和干预理念优化的主要选项。     

论我国工读教育的法理基础和功能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蕴含的教育保护和非犯罪化思想是工读教育的法理基础。工读教育是教育保护措施,体现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原则;工读教育是"早期预防"和"临界预防"的措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为主"原则;工读教育是非犯罪化分流措施,体现了感化、挽救罪错未成年人的目的。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视角,科学界定工读教育的再社会教育功能和行为矫正功能。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犯罪显著性的文化解释

犯罪显著性概念存在文化解释维度,也只有在文化解释中重新审视犯罪显著性的定义和关键变量,才能发现文献中存在矛盾和巨大争议的原因。对西方刑事司法中的这一概念进行文化解释必须涉及对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刑罚观的产生与流变的解读。为什么会产生矫正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刑罚观,以及两种相互对立的刑罚观在西方现代具体犯罪惩罚与社会控制措施中所起到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引作用,是理解犯罪显著性概念乃至重新构建这一概念的关键路径。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论的解释机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犯罪观念与犯罪治理变化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下中国的犯罪治理理论的方法论研究和实践。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生命进程中各年龄阶段的非正式社会纽带对犯罪的重要性。该理论对人生进程中犯罪的新视角解释，为反思当代犯罪学理论和刑事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犯罪形势严峻、犯罪学研究滞后、刑事政策尚不完善的历史背景下，介绍及借搭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尤显必要。     

论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第356条的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毒品犯罪"从重从严"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刑事政策冲突等原因,解决未成年人究竟能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需要考量刑法对再犯(包括累犯)的评价体系,结合法律解释原理,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和法律的双重破解。既有的通过竞合理论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对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进行论证的思路,其结论虽然可取,但论证理由存有瑕疵。要论证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需要梳理我国刑法对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关系,特别是累犯与再犯刑法评价的异同,结合刑法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未成年人不能构成毒品再犯的结论。该结论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评价体系,也顺应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从宽的趋势。     

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案件起诉中的运用

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与针对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相比,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具体案件类型的分析,阐述了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工作中的运用。     

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未成年人犯罪已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成为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如何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虽然我国采取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阻止未成年人犯罪浪潮的高涨，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足，刑事政策又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成效不甚理想。采取何种刑事政策能有效的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浅谈无被害人犯罪的中外立法研究

虽然无被害人犯罪化是各个国家刑事立法的趋势,但我国的立法和刑事政策上对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明确。同时虽然各国都有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但也不完全一样。本文就是从分析国内外关于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理念

本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探讨其得与失,提出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不仅要重视犯罪,而且要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前的其他不良行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体现早发现、早预防、综合治理、教育、保护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妥善处理惩罚与保护、改造与教育的关系,把握适当的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以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本文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标准、非监禁化等角度,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建议。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程序的实质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也属于犯罪种类的一种,从犯罪性质上看和成年人犯罪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国家在未成年人案件上特定的刑事政策和价值取向,未成年人犯罪的适用程序又有其特殊性,本文主要是从程序方面,针对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争论热点及缺陷和误区,展开分析和论述,借以抛砖引玉,希望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程序保护提供一点建议和意见。     

刑事司法与犯罪防治

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刑事司法制度和运作则是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环。西方法律中犯罪预防理论观点之一认为，犯罪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功能不当的产物，因此强调犯罪防治应当着眼于加强和改革刑事立法和司法。固然该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如将犯罪原因肤浅化和犯罪防治简单化，但其表达出合理的一面也不容否认，即刑事司法是犯罪防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对于刑事司法在犯罪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内容、价值等问题认识不足，观念陈旧，研究的力度不够。在我国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今天。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学研究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在犯罪防治研究领域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司法问题了。     

“外国人阴谋论”与有组织犯罪

美国在确立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试图利用此概念来建立全球霸权地位这两个方面都是先驱者。外国人阴谋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由移民带来的;族裔承继论则强调移民的地域性,犯罪活动可能会被来自同一地域的人所承继,成为其社会地位上升的途径。这种理论影响了美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政策以及立法和执法活动,并逐渐影响了移民政策。美国政府以国际法为载体,不断地在世界上输出其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理念,采用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逐步实现刑事司法的跨国化。毒品问题、安全问题等都是美国政府着力的领域。在此过程中,执法仅仅是政府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外国人阴谋论恰好为其提供了支持。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新探

本文在介绍国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重视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论控制下交付贩毒行为的司法认定——以类型构造为分析路径

司法实践对贩卖毒品案中控制下交付行为的认定较为混乱,究其原因在于对从严打击涉毒犯罪刑事政策的不当解读,人为割裂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内在联系以及控制下交付实体法概念的缺失。要全面厘清控制下交付行为对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影响,应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运用刑法教义学方法并结合贩卖毒品罪侵犯的法益,对控制下交付行为的实体法概念及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进行明确,以实现量刑个别化及个案正义。     

社会支持、压迫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建立在社会支持理论和压迫理论基础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从持续性社会支持、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和无常性压迫四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的社会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并主张好的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政策应当是在降低压迫的同时提高社会支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在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笼罩之下,社会支持的不足导致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等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贯彻实施。欲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机制,以促使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有效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应注意识别社会支持与压迫的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与无常性压迫,理顺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持续性压迫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关系,警惕无常性社会支持和无常性压迫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