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第十三届全国法律修辞学研讨会述评

作为话语实践的法律修辞方法，应当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用法治话语言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聚焦现代化建设的法治语境、彰显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诠释中国式法治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为世界提供法治文明的新形态；用法治思维阐释并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兼顾实质考量，提升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修辞、法律发现等法律方法的法治运用能力，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行使；用法治意蕴充实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其本质要求的法理阐释和法治转化，用法治方式和方法推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工作，拓展法治话语在人工智能、智慧法院、共享法庭等领域的实践空间。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法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方案就是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实然与应然,可以概括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等几个方面,占据了相对突出的地位,可以集中展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描绘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既有助于总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也可以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     

乡贤文化与中国现代法治治理

纵观全国,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普遍性和严峻性的法治治理问题,推动社会的管理者不断追溯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之道,引导学者去深入探讨现代法治治理的症结所在。现代中国仍然是熟人社会,农村占据整个中国的大片疆土,农民还有十亿人口,他们依然与土地紧密相连,所以对农村、农民的治理尤为重要,以此借鉴封建社会中饱含儒家思想的乡贤文化,这当然对城市和市民的治理也是有益的。并且我们要与时俱进,探讨其与现代法治治理的契合点,真正找到适合我国现代法治治理的道路。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阐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正确把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治现代化,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法权要求的法治现代化,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主张的法治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法治现代化,从而为文明社会法治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观念

在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中,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历史责任,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这一切都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法律素质,尤其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现代法治观念,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伟大使命,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的动力,探索中国进入现代法治的路径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选择。法治,既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又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依据法治规律所创建的现代治国模式。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依法治国＂目标的引领下,准确把握并努力创造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动力体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道路,对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至关重要。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对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理精神。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它关系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国家,造就什么样的现代性,亦即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制度与行为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走向,了解西方现代性存在的问题,进而反省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宪法与历史意识的现代性——以中国宪法纪历方式为切入点

现代性是一个标志着时间意识的概念。从时间意识的演变来看,中国宪法的现代性在宪法文本上首先表现为纪历方式的变化。以公元纪年来表示时间,隐含着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革命。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是一种以基督教历史意识为主导并将其世俗化的历史观。现代宪法理念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却需要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为其提供正当性根据。人民取代上帝成为历史进程的主导,是现代历史意识对古代历史意识的反叛,因而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历史观,直接标志着历史意识的现代性。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论近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发展

公元 1 5 0 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 ,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幅以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内容的近代法律发展图景。1 6世纪 - 1 9世纪末的法律发展是法制现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 ,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统一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发源地、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历史过程 ;同时 ,法制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也暴露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历史局限性。     

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法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的监察法制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法由于缺乏与民主制度上的关联,所以无法培育出西方近代社会用法律约束权力的法治观念。     

诗意栖居的本真性——论海德格尔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返乡之途”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对西方现代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和对"存在"问题的追根溯源.通过对黑格尔、尼采的形而上学观的剖析及超越,海德格尔提出以"诗意的栖居"来克服现代技术的危险并回归人类本真存在的"反现代性"思路.在整个现代性发展和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中,海德格尔的"返乡之途"具有彻底性、悖论性和审美性等特点.     

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中国监狱改良思想的滥觞与兴起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901年8月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之折以及1902年底赵尔巽关于通设罪犯习艺所的上书开启了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思想之门.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与预备立宪的进行,各种监狱改良思想亦随之涌现、渐至兴起并日臻成熟.清末监狱改良思想基本具备了西方狱制思想之现代性.     

法的现代性：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在当代中国，法的现代性理论虽然已成为一个引入注目的学术板块，但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再审视。一方面，从现代性本身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虚构、虚拟的概念，而且已经异化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图腾。另一方面，从现代性与中国法律、中国法治的关系来看，在历史上，法律移植虽然持续不断，但百年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现代性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虽然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的法学理论，但它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塑造能力相当微弱，真实生活中的法律与法治只能按照实践本身的逻辑来演进，现代性不足以牵引中国法治实践的方向。这两个方面表明，虽然现代性这个词的价值与意义不容全部抹杀，法的现代性理论依然只是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区域法治发展与文化传统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乃是法治中国建设应予施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与策略选择。认识和把握文化传统对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无疑是我们打开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奥秘的一把钥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历史惯性力量,深深地嵌入广大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其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与社会共同体内在关联,无法分割。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区别,无论是文化大传统,还是文化小传统,都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对于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当下中国及其各个区域社会,需要我们重建文化传统在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文化传统之重建有机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过程的内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