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村庄治理中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基于对豫东Z村的调查

豫东Z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型村庄，Z村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现象严重干扰了村庄治理的正常秩序。主体萎缩意指村庄治理中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的部分退出，治理逆变则是因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的强制行为而出现的“治理”向“管理”的转变现象。具体而言，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村庄精英的中介失衡、普通村民的黯然离场是此现象的实践表征，而其生成则是基层政府“乡镇本位”的行为逻辑、村庄落后的发展现状、个体匮乏的治理素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Z村而言，优化行政力量的介入方式、探寻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合作机制或许会是走出“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     

“富人治村”研究述评

正一、"富人治村"的内涵"富人"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泛称,因此对"富人治村"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理论界很少涉及,有的也只是做个描述性界定,如樊平指出:"他们土生土长在农村,但又基本脱离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属于新型农民群体。他们又被俗称为经济能人或‘先富能人’。这一群体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先富能人治村’"。除此之外,根据所搜集到的文献,对"富人治村"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学者只有郭剑鸣,他指出:所谓"富人治村",就是村民"因富、因义、因贤而获得社会权威进而取得村治权威",它特指在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 ——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

农民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推进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基于赣南村庄的考察发现,村庄存在着一大批中坚农民群体,构成村庄治理场域下的中坚力量,但只有少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可以极大地推进乡村治理。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内部,并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性、较强的参与能力性的积极可为型中坚农民。在包容性的村治环境下,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以个体性参与引领和激活其他在村农民群体的整体性公共参与,以其高质量的参与能力增进村庄治理的系统性能力,在促进农民自组织化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积极的公共行动来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在实践中,治理型中坚农民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要注意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乡村治理内核场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从乡村社会内部探索出一条具有持久活力的乡村善治之路。     

村庄规模与村级治理——对村组合并的考察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组合并成为一个普遍趋势。村庄规模扩大加深了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村治人才的培养、村庄内部的利益协调等方面的困难,同时对县乡行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视角

沿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一研究视角,以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二维变量,考察了北镇的村庄社会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镇的村庄呈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联薄弱、经济分层日益凸显,是一种分散且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形塑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富人主政日趋普遍化;农民转向自我中心的个体本位,权利与义务失衡,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薄弱,村庄治理陷入公共品供给"搭便车"、农民谋利型上访凸显等困境。     

现代乡镇政府治村中的房组织角色——基于江西港村观察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利益多元、需求多样、矛盾纷杂,良好的乡镇治理仅依赖于政治化的组织与资源是难以达至的。乡镇政府治村应避免刚性的行政强制,更多的坚持"民主"原则,采用"谈判"、"协商"的方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特别是整合农村内生性组织资源。而江西港村"房"作为一种由传统宗族演化而来的半现代性组织,兼具传统宗族的文化性功能与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的组织功能,在镇政府治理港村事务中扮演非正式主体角色。因此,探讨房组织这一农村内生资源在现代乡镇政府治村视阈下的角色,以及如何有效整合,意义深远。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治理文化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合作共治互动的善治格局.治理文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态与组成部分.农村的治理文化应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提升村民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治理观念与提升参与能力是关键,挖掘借鉴“乡绅治理”与完善农村村级自治是基础,发展农村教育与促进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是根本.     

论乡村三重关系

乡镇与村庄之间具有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第一重关系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依法行政原则.乡村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个关系、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关系、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为建设良性互动的乡村关系,关键在于融三重关系为一体,有机配合,互相促进.     

家庭在场: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

在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中,家庭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嫁妆"和"彩礼"等等各种婚姻习俗文化,巧妙地将家庭本位主义理念嵌入到现代乡村年轻人的婚姻实践中,让他们在追求个性自由、权利平等现代婚姻理念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传统婚姻文化的力量。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与调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被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是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而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确立恰当的乡村关系。     

农村党组织能力弱化的原因分析

目前部分农村党组织的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这与其他地区村党组织相比较而言，这些地区的利益群体，包括村支书与村党支部，村长与村民委员会，乡镇、村民与村民利益群体，他们各自的利益强亿及其共同作用促成了这种结果。     

新时代村干部权力监督问题研究

村干部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角色。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村干部廉政风险也随之加大,一旦对村干部权力监督不够,容易引发村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进而侵害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应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村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质量,创新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方式方法,夯实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责任,推动巡察向村级党组织延伸等系统综合治理举措,为基层组织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确保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进行。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村组干部的更替与报酬--湖北J市调查

本文讨论了对村民自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村组干部的更替过程与报酬制度.本文认为,在村组干部由委任到选任的变化过程中,乡镇为了完成各项中心工作,而普遍采用了控制村组干部报酬数量与结构的措施.正是村组干部的报酬制度,决定了村组干部的行为方向,并成为决定村民自治状况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

乡镇企业的兴起、发展及改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催生并推动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外部压力,迫使乡镇企业改制并为统筹城乡发展艰难试水。在农村经济社会的内外因素影响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制于国家与农民在政策取向上的一致或分歧。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