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试论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

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是其基本属性,源于参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后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性可以从公共需要、社会公共责任、社会公共资源、公共领域四个方面来理解,同时这四个方面也存在公共性的悖论。     

改善民生必须遵循三个“优先原则”

吴忠民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要想真正有效、大面积、大幅度地改善民生,就应当遵循以下三个＂优先原则＂：一是就公共投入总的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民生问题为优先。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改善民生,保证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公共投入来实现的。就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本需求为基本着眼点,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     

试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现代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征,主要应该由国家来提供。在社会救助法制建设中,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责尤为明显。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必须以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缓和社会矛盾、增进公民福利为主要职责。因此,政府的责任表现、存在的问题及完善途径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都面临新的挑战。因为世界城市建设中公共问题凸显且日益表现出其复杂性,在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链条中还存在诸多的漏洞与缺失。如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还存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导向的误区;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平台与机制;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等。对此,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应突破传统的公共治理理念、模式和方法,构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管理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     

公共成本对权利观念与宪政理论重构的影响

＂权利的成本＂理论从＂权利依赖于税＂这一常识出发,立足于权利的可行性,厘清了传统权利观念的种种误解。法律权利的实现需要公共成本负担,因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分法并不适当,一切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保护。公共资源有限,权利的实现需要平衡,因此具有相对性,而非常见的绝对性。这也论证了权利与责任的内在一致性,提倡从权利话语到责任话语的重构。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依靠社会合作与政府行动,私人权利也具有公共属性和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这超越了权力与权利的零和博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面临危机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做出了论证。但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应注意保持这一理论作为自由宣言书的底色,避免其沦为行政擅权的辩护词。同时应正视税收对宪政的促进作用并完善公共预算改革。     

试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模式转换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追求公众利益最大化、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目标、以法治为手段,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现代政府。＂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及公众利益最大化是服务型政府的首要目标。目前,在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型、保障型和参与型三种发展模式。     

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阐释与评述

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公共风险,也存在着诸多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如何理解公共风险,这是政府规制成立的逻辑起点。与私人风险是由一方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引起的不同,公共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与道德无涉且在功能上有利于减少风险和增进公共福祉的行为。但是一旦从风险变成事故,公共风险却会对社会造成极大损害。如何治理公共风险?业已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侵权法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已经不胜任对公共风险的治理。政府规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当政府介入公共风险的治理之后,原先通过事后损害赔偿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逐步让位于通过准入、标准和信息披露等构筑起来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政府规制,而且这种制度的核心也不再是着眼于个案式的正义实现,而是为了减少整体风险。     

浅析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要创新政府执政理念,培育公共服务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公共服务机制;强化社会公共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强化公共服务保障;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还须多一点“免费的智慧”

预计今年年底贯通的烟台海阳至青岛即墨跨海大桥将免费通行。这在已开通的跨海桥梁中尚属少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区域发展环境,形成或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免费＂提供给使用者,才可以实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既能让经济效益最大化,又能让交易成本最小化。     

基金会治理的法律道路——《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何遭遇“零适用”？

通过选择财产权构造、绩效观察度、资源依赖度和公共关联度来建立基金会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就相关要素如何影响法律规范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对全国性基金会年报资料的研究表明,中国基金会与政府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正在被打破,政府同时是社会慈善市场的推动者、监管者和垄断者,由此需要导入司法审查,建立多中心主义的法律治理模式。首先,未来的中国民法典需要借助＂转介条款＂实现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对接;其次,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配置要以保护公众知情权为中心;最后,配置诱致性规范以激励基金会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对劳动权的保护

政府职能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具体表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权内容的调整;二是政府机构的变动;三是政府职权的运行模式之改革与创新。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的核心作用始终是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保护劳动权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因此,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时应加强对劳动权的保护。     

从无罪推定原则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由此可以得知，无罪推定是在假定被告人无罪的基础上，非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为有罪。     

公共政策的法律理解与司法运用

政治学中的公共政策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公共决策中作出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制度安排,使社会资源得以合理使用。其对各种利益的规范调整和适度平衡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倾向性保护,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的属性,可以成为一种非正式法律渊源,在司法过程中予以运用。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问题解析

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其定位为一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存在合宪性争议的。同时,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并非处于＂配角＂的地位,政府应当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承担不作为义务和保护义务。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没有强调正当程序对财产权的保护,导致了拆迁权的滥用,激化了社会矛盾。     

以客户驱动理论革新公证机构管理和运行模式

正客户驱动理论是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讲到客户驱动理论,不得不先提到"政府再造"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重塑政府角色和职能,从而使政府更有限、更负责任、更高效和更民主。"政府改造"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建没"企业型政府",而"企业型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顾客导向",即"客户驱动"。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公共管理学家麦克尔·巴泽雷在他1992年撰写的《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一书中提出: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管理模式已遭到严重批评和     

试论公民公共意识的现代意蕴

合理界定公民公共意识的现代意蕴是培育公民公共意识,破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困境的理论基点。＂公共意识＂是指普通公民在其公共生活领域中做出体现公共利益行为的自觉性和责任性,其现代意蕴可用＂四维一体＂加以概括。     

经济学家眼中的律师(下)

三、发放律师执照是保护消费者还是保护生产者?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对自由职业者的检定或考试制度。他说“:国家甚至可对较高深较困难的学科,设定一种检定或考试制度,不论何人,他在从事某种自由职业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选某种名誉的或有报酬的职业以前,都须经过这种检定或考试。”而他始终认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这应当是建立律师考试制度的思想萌芽。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789-1845)也注意到政府对律师教育的干预。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附录中指出“:国家规定医务人员与律师必须受过专门教育”“;为了社会的利益…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探讨计划生育问题——以四川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为例

在＂四川省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案件＂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价时,态度是不一样的,本文在对该案件及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该案件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分析。首先,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否合法进行了探讨,并分析计划生育的实行是否合宪;其次,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关注政府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程序设计和制度构建：利益平衡、扩大公民知情参与权。最后,从最优行政的角度考量,以社会持续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为基点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控制人口的目的。     

村官犯罪那些事——“村官犯罪”众生相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是党中央每年关注的头等大事。农村稳,国家稳;农业好,国家好;农民富裕,国家富。＂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三农＂问题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村官问题。从位阶上说,村官不算什么＂官＂,但作为我国行政体系的＂神经末梢＂,村干部的地位、作用不容小视,出现问题也不可小觑。近年来,司法反贪部门查处的村官贪腐案件中不乏小官巨贪。有的村官贪腐案甚至酿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事件,真可谓村官不好,地动山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