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构建世界城市的政府治理研究

法治是世界城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或者要素。完善的法治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世界城市目标的城市治理途径。北京创建世界城市应该在重视国际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在重视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应重点加强政府与公务员队伍建设,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律制度、决策制度的建设。     

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它是政府治理而非公共治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注重行政行为而非制度理念,从而使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专断性与公平性、功利性与原则性、随意性与程序性的张力,进一步导致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工具主义以及党与法治关系模糊的困境。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从重塑法律权威的四个任务入手,在限制公共权力与确保权力效力、保障自由权利与确保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要在区分党的领导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上确立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谈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应该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但由于思想认识、法律制度和人才素质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在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该革新思想,提升理念;制定和修订新闻法、信息法、保密法;完善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完善新闻行业的行为规范与自律制度;提升领导干部与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改变政府对媒体监管的方式。     

平台视角中的社会信用治理及其法律规制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逐渐走向平台化。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声誉为核心的信用治理在平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商业平台而言,信用治理可以高效地管理平台上的生产和交易行为,减少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于政府平台而言,信用治理不仅可以减少执法成本,还可以促进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并促使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延伸。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规制,信用治理在商业领域存在着评价黑箱化、商业化和垄断化的公平性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信用治理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政府内部权力整合、数据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对此,法律规制应该以整体制度设计、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规制手段为导向,并从限制信用评价的适用范围、引入多元治理模式和培育国家数据能力等方面实现对信用治理的具体规制。     

合作治理：成都市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成都市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对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改革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体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强化市场化运作、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等方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试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公民参与机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治理变革运动正在不断地走强,在这种政府治理理念的倡导下,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但在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如何走出“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构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的公民参与机制,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

以PX项目争议为代表的公共事件显示出当下公共治理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民粹倾向,对合理考量具体项目进退、提升民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均带来了严重妨害。长期以来政府对封闭式经济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专业化与组织化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利益复杂和分化格局下法治共识缺失,是民粹倾向愈演愈烈的根由。应基于公私融合的客观背景,重构符合公共治理实践需要的法治共识,以强化政府担当为核心重塑政府公信力。应完善政府决策的立法,加强对规划制定及变更、规划环评的法律监管,重点完善既有法律规范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引入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急治理与纠纷解决等制度,合理应对民粹倾向及行动,促进公共治理的科学、民主与法治。     

市场背景下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规制——以普遍服务理念为视角的分析

＂普遍服务＂理念的实现——向社会成员普适性地提供量与质相结合的服务,需要借助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公共医疗卫生具有公益性,需要政府的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对市场化机制和竞争的排斥。目前老百姓对医疗卫生服务很是不满,几番医改也屡遭失败,但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空白。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价值层面正是＂普遍服务＂理念的缺失,在机制层面则是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所致。新一轮医改应重塑并贯彻＂普遍服务＂理念,强化政府在实现健康公平中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通过法律规制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市场失灵的问题,保障并实现社会成员的健康权。     

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阐释与评述

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公共风险,也存在着诸多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如何理解公共风险,这是政府规制成立的逻辑起点。与私人风险是由一方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引起的不同,公共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与道德无涉且在功能上有利于减少风险和增进公共福祉的行为。但是一旦从风险变成事故,公共风险却会对社会造成极大损害。如何治理公共风险?业已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侵权法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已经不胜任对公共风险的治理。政府规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当政府介入公共风险的治理之后,原先通过事后损害赔偿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逐步让位于通过准入、标准和信息披露等构筑起来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政府规制,而且这种制度的核心也不再是着眼于个案式的正义实现,而是为了减少整体风险。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选择

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行政民营化的诸多类型之一,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权利的正当性和公共选择理论,但其在现实和理论上还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借鉴"合同规制"理论,在私法领域引入公法的约束机制,构建正当程序、政府责任等核心制度,是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优化的路径选择。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完善北京城市应急决策指挥机制

应急管理的决策指挥机制分为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和应急结束三大流程加以规范。目前,北京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三加二"应急管理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然而,北京目前的集中式应急指挥体系与分散化部门权责之间存在着冲突,决策指挥机构间的权限划分不够清晰;在应急信息管理中尚存在着制度导向的误区,在应急决策过程中缺乏专家参与制度。北京城市应急决策指挥机制应当强化应急决策指挥机构的权威性,建立统一的应急信息平台系统;重构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的理念、范围和方式;建立和完善应急决策指挥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和专家顾问的参与机制。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试论政府管理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切入机制——以区域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管理为例

与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推动模式不同,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管理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长三角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同时,长三角区域性公共物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主要源于政府管理上的原因。通过完善政府管理来促进长三角区域性公共物品的一体化,关键在于要加快政府机构创新,实现政府职能转换,寻求政府管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良好的切入机制。     

推进财政领域源头治理的关键在制度创新

依照我国法律、法规、政府财政拥有相当大的公共资源筹集、调动和配置权,通过制度安排、政策导向、资源配置和行政干预等方式,影响和调节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经济的运行,干预和调节包括中央部门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由于科学、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建立,体制机制不完善,因此,财政领域存在着诱发腐败的诸多因素,一直是源头治理的主要战场。如何积极推进财政领域源头治理工作?笔者认为其关键是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与创新,改革创新的重点是: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切实…     

我国政府决策的责任分析

决策是政府行使其管理职能的首要环节。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政府公共决策的报告制度、评估制度等制度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我国政府决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构建政府决策的责任机制已势在必行。     

协同治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较低。因此,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新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成本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难以适应和满足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模式十分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效率问题。政府利益膨胀带来的政府总体成本、隐性成本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偏离;政府利益配置密度不均衡;政府利益制衡机制低效。西方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治理成本的启示是:确立政府治理的成本理念;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治理过程;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调整利益关系;改革创新财政和人事制度;把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

模式选择与公法规则之于公域之治,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国家管理失灵直接推动着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共参与整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普遍兴起,这代表着通过分散权力来集中民意的公域之治的发展趋势。本文旨在论证公共治理兴起与公法变革之间具有相辅相成、彼此强化的内在关联性: 一方面,公共治理对公法的依赖性,不仅体现为依靠公法确认一种防止治理失灵的“善治”目标,而且体现为通过公法建构一套由治理范围、治理主体、治理行为和治理监督救济机制共同构成的公共治理行动结构;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和顺应公共治理的普遍兴起,我们应当在对公法既有理念、制度与实践加以审视与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一种以回应公共治理为导向的公法制度变革模式,通过重塑公法制度基础、调整公法制度结构、修正公法机制来建构一种平衡公法。     

城市社区治理的政策选择:一个规范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是公共事物治理中一个亟需改善的领域,也是一个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治理区域。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就设计出了用于公共事物治理实践分析的制度分析与发展分析框架。论文在介绍这一框架的基础上,归纳和整合出一个适用于中国实践的城市社区治理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认为,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属性等是影响社区治理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具体的社区治理政策应当根据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属性等变量的不同而在市场机制、自组织机制、非营利机制和政府保障机制及其不同的组合等众多的治理策略中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对不同的治理情境开出万应灵药,也才能避免在市场化运作和政府大包大揽两者之间来回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