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

人的行为可以分为自发行为和自觉行为,自发行为是受到欲望、情感等驱动的,是非理性的,因而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而规则就是把自发行为转化为自觉行为的保障性因素。在社会治理中,权力的运行应当是理性的,应当得到规则的规范。无论是在权治、法治还是德治模式中,权力的执掌和行使都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但是,在这三种治理模式中,规则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由于权治是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统一的,因而对规则的要求较弱,而法治存在着权力的执掌和行使与权力所有者和权力意志相分离的问题,所以时时处处都需要得到规则的制约和规范。德治是我们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建构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将以合作治理的形式出现。对于合作治理而言,执掌和行使权力的行为会具有自发性的特征,不过,这种自发性是基于道德冲动而作出的,虽然也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但规则应当是具有弹性的,以便为道德功能的发挥提供空间。     

比较法视野下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必须得到控制,否则就走向异化,侵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不管这种权力是在一人或多人之手上.人类还发现,法治优于人治,然而法律本身也可能产生"多数人暴政"的疑惑,于是,根据社会契约论人民把自己所不应剥夺的基本权利用最高的法规范形式(如宪法)予以确认和表述,并加以保障和实施.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规范的内容基本包括国家权力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在效力上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约束所有的国家权力.     

论西方宪政的主题

所谓宪政,是指由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性惯例确定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旨在保护公民权利,并由制度保证宪法得以实现的状态。宪政必然涉及到两种关系:(1)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即公共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关系;(2)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即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宪政的主要矛盾。宪政主义意味着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进行法律限制,在被治者的权利与自由和政府的有效运作间谋求平衡。但是,宪政的主题必然在逻辑上涉及到合宪性审查的主题,这是违宪的司法救济手段,也是宪政的制度体…     

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正古往今来,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神治、人治和法治三种。实践证明,法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治国理政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法治是"众人之治",本身就蕴含着民主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治理中可能发生的"偏见"和"腐败",有助于促进和保证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法治追求公平正义,有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是法律之治,每个人都     

简政放权的法治维度分析——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思考

现代理论研究逐渐趋向主张建构"小而强"的法治政府,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权利,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同样需要深化改革,理顺党政、社会、市场关系。因此,简政放权,成为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上寻求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尝试。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得以落到实处。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为发挥这种简政放权模式引领法治化突破的作用,还需要以县级为试点做多方面的尝试与努力。     

新时代发挥法治治理效能的路径

法治的运行结构"立法—执法—司法"与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权力—治理规范—治理效果",都蕴含着法治的治理效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应重视从治理结构中发挥法治的治理效能。充分调动治理主体,合理配置治理权力,有机整合治理规范,精确反馈治理效果,是构建法治的治理结构并从中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措施。探寻新时代发挥法治治理效能的路径,必须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我国法治的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和话语建构。     

来稿摘编

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于德江来稿认为,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制经济。它在客观上要求用法律的形式来全面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并规范政府的行为。法治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要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和地位,必须靠法律来确认和保护,市场秩序要靠法律来规范和维系,国家对市场的活动也必须依靠法律来实现。因此,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确定一整套规范市场规划,是实现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和正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信访治理的四重争论及其化解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设置,在现实运作中存在四重争论,本文以“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整体性政府--作为层级的政府--作为具体处理机关的政府”这一框架,对四种争论进行分析。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与权利的争论;二是整体性政府与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之间:成本与效益的争论;三是层级性政府之间:诉求上行与处理下移的争论;四是具体处理诉求的政府治理方式之间:情感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争论。四重争论从抽象到具体,层层递进,严重影响了信访制度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治理的化解术。“枫桥经验”为其提供了一个经验视角。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以权力引导权利和以权利监督权力、依靠群众化解、就地化解、引入情感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化解机制。     

法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这就点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法治经济的关键。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之"法"必须具备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法治"之"法"必须具有至上性,就市场经济而言,法律要能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和规范市场主体的权利。(一)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而不是权力经济     

地方政府依法治理重在厘清权责

正法治乃规则之治。地方政府依法治理是重要的法律实施和法治实践活动,是政府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型,其中的关键是权力与责任问题,即如何依法约束规范权力,如何依法严格问责追责。把握住权力与责任问题,也就牵住了地方政府依法治理的"牛鼻子"。当前,从地方政府权力角度看,依法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权力边界不清晰,既有上     

和谐社会的法治路径

"法治"与"和谐"各有语境,实现两者的沟通及融合,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法治"及其实现形式的"法律自治"是西方基于特定社会结构的一种历史选择。极端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根本缺陷。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采用以"法治"为主导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重新思考法律主体制度,贯彻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法律是专家的事业,法治则是民众的事业。我们的宪政构架、伦理型法律等应该本土化,而商事规范、管理型法律则应全球化,确保法律既有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又不丧失与世界的"对话"能力。     

依靠法治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的利益

所谓法治,就是依据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形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法治的实质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依靠法律的权威并通过法律的途径,实现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国家治理形态。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里,必须具有良好的、完备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宪法和法律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服从这种权威,即公民普遍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各类各级国家     

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和实现

本文从分析权力这一法律范畴入手,揭示法律权力与习惯权力的二元存在是人类社会进入法律社会后的必然社会现象,而以习惯权力为主要存在方式的社会权力,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在法治社会中,社会权力通过人民的斗争,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逐渐从习惯权力向法律权力转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制约和共同治理社会的良性制衡关系,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权力的实现形式。     

论警察权的内部权力配置模式

警察权包括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其内部权力主要是指警察机关的内部组织管理权。警察权内部权力配置主要有三种模式:命令型模式、亲缘型模式和契约型模式。命令型模式以长官意志和个人权威为基础,依靠强制性暴力推行内部管理权;亲缘型模式以感情为纽带,运行规则是从感情出发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契约型模式是警察权内部权力配置的合理模式,其以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规制整个警察权内部权力制度,从而奠定了警察权内部权力的法治基础。     

“三医”联动的逻辑、机制与路径

作为医疗卫生系统核心主体的医疗、医保与医药,经历了从体系分立到整体协同的发展历史。围绕健康资源配置,"三医"之间达成契约治理的合作规则,最终指向健康绩效,由此形成"资源配置—契约治理—健康绩效"的"三医"联动逻辑,结成"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协同"的"三医"内部互律机制、"三医"之间互嵌机制与"三医"之外互融机制,通过"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的路径进行联动优化,最终走向健康合作治理。     

浅议行政执法责任

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 ,它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行政权是行政法的核心 ,是行政法治的关键。鉴于法治是“在法律规束住了国家权力和政府后而使权利在人和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1] ,因此 ,规束行政权无疑     

乡村的组织振兴与治理有效 ——基于乡村治理中组织网络建设的历史回顾

文章根据对从传统到现代的乡村基层治理形态的演进史分析,要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有效,核心是促进乡村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政党引领下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来实现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农村精准扶贫的法治化研究

农村扶贫工作是整个扶贫事业的重心。传统的粗放式扶贫模式必须转换为精准扶贫模式,精准扶贫有助于农村地区农民的人权保障和共同富裕。基于法治层面的分析,农村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相关法律规范的缺乏、权力思维的存在、法律监督的薄弱、法律激励功能的缺失等。因此,为加快推进农村精准扶贫工作进程,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强化法律监督,在充分发挥法律激励功能的同时,要注意维护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有效平衡各种利益冲突。     

地方立法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武汉实践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践行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政治文明新形态,不仅需要在法律规则中予以确认和规范,也需要在立法活动中予以贯彻和彰显。近年来,武汉市在地方立法的主体、内容、程序、制度等方面不断创新与完善,探索出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建设法治城市有机融合的有效路径。     

丁蓓:深刻把握法治思维的内在特征

正怎么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践行得更好、更到位?首先必须深刻把握法治思维的内在特征。所谓法治,就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规范和规则,而不是某些习惯和办法,更不是个人意志和看法。法治思维,则是按照法治理念、原则、精神和逻辑进行分析、认识和思考的方式。从根本上说,这种思维是推进公平与正义的思维,有利于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形成最大公约数。培养法治思维,就是要在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