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性质的一点异议

览阅近几年大多数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及有关的报刊文章,发现在谈及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性质时,几乎毫无二致地认为其只是一种强制性手段而不具有法律制裁的性质,认为法律制裁只包括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而这三种制裁的共同特点是对违反实体法的行为,依据实体法而给予的制裁。有的教科书更是一语破的:“只有实体法才规定法律制裁(北京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讲义第153页)。”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论联合国制裁措施在香港特区的执行问题:争议与实践

联合国制裁措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其能够在成员国内得到良好执行是联合国制裁措施有效的根本。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应是题中之义。但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多法域国家,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在不同的法域获得一致的协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执法中的争议和实践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立法模式的选择、与特区基本法的协调以及立法实效,都对我国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探索如何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域间协调,成为我国执行联合国中制裁措施长效机制建设的关键。     

良知义务与理性"应当"之别——评自然法学义务与凯尔森实证法学的"义务"的分野

凯尔森认为法律义务是因法律制裁而存在;法律义务就是应当不做作为法律制裁的条件的行为.这样,凯尔森所理解的"法律义务"仅有因畏惧制裁而服从的含义.但在自然法学看来,因畏惧制裁、避免受害而服从的"应当"只是一种明智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它不是道德义务.道德义务从根源上说来自人们的良知.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同源,同样来自于人们的良知意识.     

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在民诉法中，规定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在有关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中也大都设有专章论述，但对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否具有惩罚性或制裁性的问题，意见相左，观点各异，在立法上也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不具有制裁的性质。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带有制裁性质的强制手段。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具有制裁的性质。作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具有制裁性，它所体现的各种强制手段就是对违法者进行法律制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内在的本质是对违反民…     

论集体安全机制视野下联合国与北约之间的兼容

冷战结束之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越来越突出.在安理会的决策方面,大国一致原则导致的选择性制裁和反应迟钝问题日益凸显.在军事行动的执行方面,安理会缺乏及时和有效的管控手段.与此同时,战略转型后的北约以“危机应对”为路径,开始谋求成为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在“自愿合作”取代“整体对外”,成为军事干涉的决策基础之后,北约的军事干涉机制更加高效,但也更加危险.科索沃战争与利比亚战争都说明:联合国与北约两种集体安全机制的兼容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实现兼容的两个前提是北约的军事干涉能够获得安理会的事先授权,并且安理会能够对北约的军事行动实施及时和有效的管控.当两者无法兼容时,考虑到北约集体安全机制的封闭性、进攻性和危险性,我们只有坚持安理会的权威才能真正保障世界和平.国际社会不应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失去信心.一方面,即使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也无法彻底放弃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另一方面,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基础上,通过遵守和完善《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与区域办法,两种集体安全机制仍然可以实现兼容.     

国际法视角下的联合国制裁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是国际法追求的首要价值，也是联合国的首要宗旨。联合国制裁是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安理会对十几个国家采取了制裁行动。联合国制裁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基本上维持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之功能

一般认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具有“强制改变”的功能,但对于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否具有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的问题,国际社会却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决策和执行。刑法学关于惩罚功能的精髓是在刑事不法行为与刑事制裁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惩罚功能;民法学在“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中,将惩罚界定为“对不法行为者施加的‘害’大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而不是等于或大致等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一定具有惩罚功能;法理学认为“惩罚”就是“施加不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应该具有惩罚功能因素。另外,从主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预防功能;但从客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却具有预防功能因素。     

联合国财政改革的国际法分析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持续受到财政紧缺的困扰,财政问题尤其是会员国拖欠会费问题,制约着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和联合国改革的全局。联合国组织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缺乏强有力的欠费制裁机制,是联合国财政改革的内在需求。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开源节流,节约开支、精简预算并寻求可行的新财政来源,辅之以有效的欠费执行机制。以国际法为基础,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推进联合国财政改革,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     

联合国经济制裁的“人道主义例外”法律机制初探

联合国经济制裁常常给被制裁国的平民带来人道主义影响。为了使这种人道主义影响降至最低点 ,联合国不得不同时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法律机制。由于缺乏成文法规定 ,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包括 :人道主义例外机制的法律基础、类型、范围和审批机制等等。     

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联合国经济制裁通常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安理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各国有义务全面、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安理会决议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得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当一国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怠于履行人权保护义务时,安理会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对其采取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联合国制裁经历了从"传统制裁"到"聪明制裁"的转变。由于缺少对公正审判权的保护,各国执行"聪明制裁"面临选择困境。针对"聪明制裁"可能引发的人权危机,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明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完善"和平之威胁"的判断标准,加强对各国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监督与审查,保障制裁对象的公正审判权,建立多元化的人权保护救济渠道。在联合国经济制裁中加强人权保护,有利于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国际经济制裁对海上保险的影响——以伊朗制裁为例

国际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针对特定对象施加的直接或间接限制或禁止其经济活动、资产利益的强制措施.联合国、欧盟、美国均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涉及贸易、航运领域,相关制裁规则的制定及执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海上保险的提供、理赔等环节均产生了诸多障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欲维持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中国可在制裁规则的框架内或突破制裁规则予以应对.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主体失范及模式转换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集中行政处罚全部相关权力的模式容易造成集中处罚主体的失范,其解决之道在于转换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模式———以“行政分权”及“行政处罚司法化”为目标,向政府法制部门集中行政处罚决定权。     

DISCERNING UNFAIRNESS WHERE OTHERS MAY NOT: LOW SELF-CONTROL AND UNFAIR SANCTION PERCEPTIONS

Criminologist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whether one perceives a sanction as fair or unfair influences the deterrent success of sanctions and the legitimacy afforded to legal authority. Unfortunately, although several scholars have claimed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how sanctions are interpreted,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how one perceives sanctions to be fair/unfair. In this study, we take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notion of self-control and use it to explain, in part, whether an individual perceives a sanction as fair/unfair. We also examine how sanction perceptions and low self-control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anger that may result from being singled out for sanctioning and whether self-control condi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and ang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control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sanctions as unfair, that unfair sanctions and low self-control lead to perceived anger for being singled out for punishment and that self-control conditions the effect of unfair sanction perceptions on perceived anger. Future directions are outlined.     

论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关系的现状及改革前景

作为一种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类国际行为体,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已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机制。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咨询、参与联合国会议、执行和监督联合国决策等方式,在联合国体系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生的民间组织力量的合法性如何、其影响力应当如何发挥等问题,则引起国际社会的诸多争议。以何种方式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联合国改革的框架内,是近些年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焦点。     

“战后法”视野下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的制度化革新简

维持和平行动作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避免冲突和恢复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维和行动对传统维和原则的突破是国际环境变化和联合国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维和行动由“冷却冲突”到“解决冲突”的嬗变也面临着许多困境,“战后法”为维和行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语境,能力建设是它对维和行动提出的新的要求,它有助于推动维和行动向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预防、禁止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定罪、刑事司法程序和国际合作,虽然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只是作为腐败犯罪其中的一种予以规定,但是,探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控制腐败的规定,对于完善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是极其必要的,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dopts resolutions on access to medication, right to health

In April 2002,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dopted two resolutions that are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access to treatment. The Commission is the UN's leading body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ssues. It consists of 53 UN member states and meets annually. The Commission's resolutions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of the Office of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via www.unhchr.ch/ by clicking on "Documents of Charter-based bo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