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情绪感染与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力是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焦点及难点问题。依托计划行为理论和情绪感染理论，提出了考虑情绪感染调节作用的政治信任与政策执行关系假设，并基于162份有效样本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显示：(1)政策受众者对政府、政策、官员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政策执行效果(尤其是经济绩效)的认知。(2)政策受众者的情绪感染力，会不同方向地干扰政治信任程度与政策执行效果认知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情绪感染对政治信任与行政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政治信任与经济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产生的心理因素分析

政策执行主体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对政策执行阻滞进行心理分析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政策执行主体的个性心理、价值追求和思维定式都会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应从心理、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改善。     

县级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资源探析

公共政策执行资源是公共政策顺利执行的外部保障。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资源存在资源不足、分配不均、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改善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资源的现状，要改善政策执行资源的分配机制，提升县级政府的资源利用率，鼓励县级政府自主创造和汲取更多的政策执行资源，实现我国县级政府高效、公正地执行公共政策。     

政策执行探析

政策执行的影响和作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实现。政策执行系统动作包括学习宣传阶段、拟订执行阶段、监督指导阶段和检查反馈阶段。实现政策执行的效能，必须使政策执行的组织机构合理、严密、优化，加强政策执行者的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平，调动政策执行者的积极性，为政策执行提供良好的环境。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流变与对策选择

公共政策执行是整个政策过程中的关键，它不仅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效果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协调、综合和落实各方面利益，实现政策公正性和价值性的重要环节。但是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常常会流变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缺失，使公共政策的价值性遭遇流失性风险。为了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流变，要加强协调、综合各个方面的利益，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同时优化政策执行流程和建立健全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从而保障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和价值理性。     

官员向下表态与政策执行过程匹配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官员向下表态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匹配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空白之一，向下表态是官员在科层体系中分配政策执行权力的方式。官员向下表态可引发四种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资源的行政性执行、基于行政强制力的政治性执行、基于地方情境的协商性执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权宜性执行。行政性执行主观性强，容易产生公共资源浪费；政治性执行缺乏权力监督，容易造成执行偏差；协商性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政策执行的“次优绩效”;权宜性执行滋生形式主义，容易引发基层“空转”。在政策精确化、社会智能化和行政责任化的背景下，官员向下表态时，应提升表态清晰度，避免模糊表态，提升表态能力，克服表态失灵，提高表态责任，摒弃避责心态。     

公共政策执行系统中政策受众的主体性分析

在当代民主背景和宪政框架下，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受众之间就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手段做出的信息互动和相互调适。在此过程中，层次有别、归属有别、利益有别的政策受众借助两类博弈和两大路径行使自身民主权利，争取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为指导，尊重政策受众的主体性，利用主体性和引导主体性，是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公共利益的偏离

政策执行是达到政策目的关键步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与政策有关的利益主体围绕政策进行的利益博弈往往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本文从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困境的现象透视，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等多个角度分析导致公共政策执行陷入困境的原因。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论公共政策的“执行互补”

公共政策的“执行互补”是公共政策实现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它不仅指政策执行队伍的互补，还指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执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信息等方面的互补，而其中每一方面又是政策“执行互补”的小系统。“执行互补”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在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因素阻碍着政策的有效“执行互补”。本文最后简要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财政收入偏好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以广东省A市执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是“制度一行为”博弈的策略组合。在经济导向的考核制度和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党政首长的核心偏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偏好的影响下，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即有利于短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就执行，反之就不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格局下，只有理清与政策执行相关的系列制度、偏好、行为策略等变量的关系，才能认知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逻辑。     

关于警察先行执行的理论构想

警察的先行执行就是警察机关为打击犯罪,在法院未对其打击行为作出判决和裁定之前,根据政策、法律、计划以及当前的形势而作出的一种执行行为。先行执行的准确适用可以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但是需要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规制。     

影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制度和政策分析

就制度和政策层面而言，影响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入学的因素主要是，我国的基础性制度决定着相关政策难以有效执行和执行中存在偏差；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没有与农民工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科学有效的政策文本是政策执行的基础和前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必须从改变政策文本开始。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应该剥离户籍制度与某些特权的关系，要更加注重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与农民工政策的协调。     

浅谈正确执行公安政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现阶段，公安机关要正确执行公安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公安政策执行的作用，正确理解公安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划清公安政策教育与套用政策非法取证的界限，还要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及做好公安政策宣传工作，以保证公安机关行之有效的执行公安政策。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削弱行为及其提升路径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由于利益错位以及政策执行要素缺失,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存在着政策僵化执行、迟缓执行、截取执行、变相执行等削弱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行为。完善政策执行客观机制、提升政策执行能动因素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制度分析——以W市为例简

W市的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主要有政策敷衍、政策曲解、政策附加三种类型。利益导向的机制是W市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内在制度诱因，而制度缺位是W市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外部原因。可以从建立政府间双赢的制度规范，建立制度性的权力控制体系，完善现行干部管理制度，以及加强监督制度建设等四条制度路径对W市的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进行治理。     

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思考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史密斯模型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方面。政策本身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首要因素,执行机构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根本性因素,目标群体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内在动因,环境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外部条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政策执行过程的一个环节。由于监督的不完善，政策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走形变样，直接影响到了政策目标的实现。面对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将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机制和完善法律等方面加以解决。     

论我国科技政策执行问题

科技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科技政策实施的各种社会矛盾是科技政策执行问题;科技政策执行问题具有普遍性、特殊性的特点;科技政策执行问题有抵触型、僵化型、滞后型等类型;解决科技政策执行问题的措施是提高科技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关注科技政策对象的利益。     

制度视角下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政策执行是将政策目标变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制约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有很多,基于制度的视角,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制度因素是决策体制、执行体制、社会支持机制、监督制度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