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行为的法律思考

市场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行为场生存与发展——需求——动机——行为,这是人类行为产生的一般规律。在正常条件下,凡是行为,无论任何形式的行为,都与行为主体所要达到的动机目标紧密相连。说到底,行为与其利益目的相一致。我们的任务在于通过法律、法规、规则、守则等消除不良行为,避免错误行为,扼制违法行为,制裁犯罪行为以及支持正确行为和保护合法行为。     

论法治政府中行政执法的目标及其实现

法治政府即要求政府的运行必须在法律之下,在法治政府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在微观上体现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在宏观上体现为维护社会利益。在法治政府的环境中,行政执法的目标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尊重社会利益和社会自律、维护政府权威等。实现这些目标,应在行政执法的主体,行政执法的制度设置及行政执法的环境方面对我国的行政执法进行完善。     

市场型经济商业法和计划型经济商业法

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不同,国民经济所采取的经济体制不同,当今世界各国商业立法极不一致。按商业法律关系调整对象的范围不同,可分为市场型经济商业法和计划型经济商业法两类。市场型经济商业法对商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集中表现为以各个商业经营体的利益为基础,调整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这一类型商业法的特点是:首先,法律明确规定,商业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其次,商业经营体是商业法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凡是商业活动中直接、间接涉及以物权、财权为核心的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法律都规定得非常具体;第三,     

论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

广泛而深刻的公民参与能够反映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和价值.然而,公民参与政府治理仅有政治上的认同还不够,作为法治国家还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包括,主体的法律保障、客体的法律保障和形式途径的法律保障,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参与主体和形式的法律保障.因为没有对利益相关方和弱势群体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政府治理的公民参与只能是符号和口号.     

行政区域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

随着地方政府独立经济利益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行政区域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呈严重趋势。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区域间之利益冲突有碍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行政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成因复杂,必须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配套的制度体系。在立法设计和制度构建过程中,不仅要注重通过限制与禁止性的法律规定来约束政府权力,预防和克服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还应当通过正面、积极性的法律规定,倡导并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区域间广泛意义上的合作,以合作化解区域冲突,以互利增进各自优势,进而形成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地区积极性,又有利于各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利益格局。     

法理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规划

经济规划与法律是实体与程序的有机结合，是目标与手段、可能与现实、结果与过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从经济规划的法律性质分析来看，“十一五经济规划纲要”是法律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种法律约束力主要针对政府。在经济规划实施中要遵循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正确分配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明确政府权力，政府与各经济参与部门的责任，同时公平进行利益划分，这样才能实现经济规划实施的法治化。同时，经济规划的法治化要在明确经济规划的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利用法律对经济规划的实施进行有效保障，这不同于简单的计划法或者经济规划法的制定．而是需要实体与程序的全面结合。     

规制政府行为 实现公共利益——经济法制度设计

公共利益是不同于个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三种有独立意义的利益。经济法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根本目标，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实现休戚相关。经济法应当从实体到程序上设计出全面，合理的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以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好实现。     

胎儿不应有法律上利益——《民法总则草案》第16条质疑

主体本质上是意志之存在形式.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人意志为意志.拟制主体以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意志为意志.法律定分止争之适用范围限于法律主体,本质上限于意志.所谓人格、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均以意志为其充要条件和唯一根据.权利能力存续期间即意志存续期间,就现代人而言,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法之利益即归属之财产,归属者即法律主体.如胎儿有自己的利益,即为主体,但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将无法区分归属胎儿的行为后果与归属其母亲的行为后果,丧失定分止争功能,监护制度不适用于胎儿.遗产分割时保留胎儿的预留份额,是使胎儿活产后与其他继承人享有平等继承资格.保护胎儿在法理上是保护胎儿出生后的权利.     

政府形象与我国经济法

本文重新梳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论证一定意义上政府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基本法律,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中良好政府形象的树立。固立足于国情,提出重塑政府形象与完善我国经济法的要求。     

论行政违法行为的特征性要素——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行政处罚作为内生于政府规制的保障手段,在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过程中,其适用范围在理论上有限度但在实践中可能是模糊的。通过建立和推演行政处罚的博弈模型可以导出,行政违法行为应当具有不正当的可期待利益这一特征性要素。以此要素为标准,执法者可以明确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外延并就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属于该外延作出判断,进而实现行政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论保险监管的理论根源

保险监管不同于政府对一般市场主体及其市场活动的监管 ,主要是由保险业、保险合同及保险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保险市场存在的诸多市场失灵问题 ,是保险监管的经济根源。而保险监管的法律根源主要在于保险监管是保险市场实现法的秩序价值和公平价值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也是实现法的自由和效率价值乃至其他价值的需要     

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

源于私人生活中财产权人授权他人分享自己财产权实践的行政许可,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府规制与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行政许可承载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目标,规制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当行政许可被限定为规制工具时,可以假定其核心是实现对特定行为的控制,具体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准入控制、行为监管以及许可的执行。尽管许可制度具有筛选市场主体并对他们进行识别和规制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     

行政许可与政事分开——以《行政许可法》第28条为视角

《行政许可法》第28条的规定既不是从行政机关许可转向授权组织许可,也不是将该类事项简单地交给社会自行解决.其立法本意应是对政府职能转变中"政事分开"要求的深刻贯彻,也是为"政事分开"进一步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更深层次地推广和应用提供了一条思路.政事分开作为行政许可法的主线之一,确立了有限、高效、服务、法治政府的发展方向.     

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理念变迁

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理念受到一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影响,从直接的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体现了立法理念追随制度变迁的轨迹。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干预的经济立法理念也表现出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发展趋势。新时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是尽快提升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地位和比例,力求对宏观经济从行政调控到法律调控的转换。     

The Legal Protection for China's Flexible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aused a chain of socioeconomic effects worldwide.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operations and labor market have also been suffered because of this global crisis. During hard times, flexible employment become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stabilizing employment. However, the pandemic also exposed the problems ensuing from insufficient legal protection for flexible workers. First, there are some gaps and defects in the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s in terms of their scope and applicability to flexible workers. Second, there were limitations in the support and protection policies for flexible workers at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ic.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measures so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ir role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legal lacunae in protecting flexible workers. As flexible employment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labor market,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 far-reaching official document in July 28, 2020 to support it. This document indicates the directions for providing better legal protection for flexible workers, which contains expanding the legal scope and enrich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realities and latest policies, the legal protection for flexible workers should be systemically improved in the future.     

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用品市场管制理路

作为一种公共干预,管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或市场失灵的特殊回应。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用品市场管制基础在于防疫用品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管制必须于法有据,这就需要以相应的管制立法为前提。为有效化解法律稳定性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所要求的及时性、灵活性的矛盾,政府需要着眼于供给和需求两端,立足防疫用品生产、销售、消费三个环节,依据相关立法遵循法定程序,出台相应的管制政策。     

“国家干预”手段重构与环境法变革

环境法的调整方法离不开国家干预,但现行环境法规范中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存在结构失衡的特点,指令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大,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小,不能反映国家干预在纠正市场缺陷、培育和扶持新兴市场方面的功能和特点,不能彰显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独立功用。因此,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在我国环境法中的整合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我国环境法体系及其制度内容的重大变革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