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幸福理念的公共政策价值整合

效率和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和评价.幸福问题研究的兴起引发了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思考,将公共幸福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有利于调解公共政策效率和公平取向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的整合.     

公共幸福：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财富和幸福的不同步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作为公共政策传统价值基点的公平和效率只是工具性价值范畴,而幸福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终极性的价值范畴。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公众实现幸福的手段或方式,二者内在地统一于社会公众对幸福的追求。公平和效率都不能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应该将公共幸福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人本价值取向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传统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外,还应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将其贯穿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而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则是公共政策人本价值取向实现的重要途径。     

浅析经济体制和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

政策系统与政策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因此,在政策研究中价值目标取向显得特别重要。现阶段公共政策应以公平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原则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     

当前公共政策多元价值取向的探讨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政策科学的基础问题,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近年,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以人为本"、"公平"、"公共性"以及"幸福"等价值取向,构成了当前公共政策的多元价值体系。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深入探讨,保证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和方向,促进了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转变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用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或发展观,随着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也在发生着转变.在发展观的指导下,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观,决定了公共政策"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对性别平等产生消极影响,是导致妇女在就业、社会保障和性别分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发展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决定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由效率优先向更为注重公平的转向,这种转向为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带来机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了切实提高性别平等程度,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高妇女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促进妇女问题向公共政策问题的转化,营造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文化环境.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论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基于政策的公共性指向、市场经济体制业已初步确立及渐进改革累积的大量社会问题,转轨时期的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以社会公平为第一要义,以“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替代“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塑造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构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平和效率一直是困扰我国政府行为的两难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应由政府来公开倡导,而只能作为一种企业精神来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应强调以"公平"为导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理应是构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价值理念的更新—基于基础教育宏观决策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宏观决策及其实践发生的诸多变迁,在深层上是与教育价值理念的更新有关的。这种更新主要体现在:在教育方针上,不断调整教育性质、教育目的和教育途径的定位,寻求教育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在教育目的观上,相继出现了"人才"、"个人"、"公民"三种取向;在教育功能观上,逐渐从关注外在价值转向重视内在价值;在改革取向上,逐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走向"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     

新公共行政学时期之西方公共政策价值论

在新公共行政学时期,公共政策价值论呈现出以下特征:强调价值涉入,事实与价值逐步走向统合,公共政策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突出价值因素的重要性,使事实与价值相统合;强调社会公平,公平和社会性效率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代了传统技术性效率的地位;强调政策伦理,从价值理性之维度,张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