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问题研究

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鉴于刑事诉讼权力运用难免会侵害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为此,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予以救济就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虽有关于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的制度设计,但存在诸多缺陷,如正当程序理念缺乏,当事人的听审权未能得到体现,程序法定不足,司法救济被禁用,搜查侵权的救济方式缺失。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财产权救济制度予以完善。     

浅析司法实践中无罪辩护存在的现实可能性

无罪辩护是刑事案件的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反驳对被追诉人的指控,提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事实和理由,论证被追诉人无罪,以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受到了侵犯,以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成功进行无罪辩护的案件,本文试图对无罪辩护概念及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可能性和阻碍因素加以分析、说明,以期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强化刑事辩护职能有所裨益.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是一项保障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和公平审判的制度。律师的失职行为侵害了被追诉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此时需要无效辩护制度来承载救济被追诉人权利的功能,美国判断无效辩护的标准兼顾了律师自主辩护与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后,有必要引入无效辩护制度。     

探微中日刑事强制措施之救济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又是对于相关当事人人身权利造成侵害的一项制度。如何在当事人遭受强制措施侵害之后能够及时挽救被侵害的权利,恢复当事人的利益是刑事诉讼制度中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在强制措施救济制度中的不同规定,探索中国在强制措施救济中的方法。     

关于我国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及立法上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刑事赔偿的概念及特征刑事赔偿又称刑事司法赔偿,是指国家对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所给予的赔偿,是对刑事司法权力的违法行使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给予的一种救济。从刑事赔偿的形成机理和赔偿责任承担的主体看,刑事赔偿具有以下特征:     

刑事诉讼中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关联性研究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对,刑事诉讼各阶段中刑事司法部门的职责和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行为,辩方可以启动程序辩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程序辩护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了较为具体的程序,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违反程序、侵犯被追诉人权利行为的监督和救济义务。在维护法律统一实施和公平正义方面,程序辩护和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具有诸多关联性。一、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诉讼活动中具有全程     

浅析侦查行为可诉性

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实践中无法拉笼公安机关违法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赋予被追诉人程序性救济权利，或者赋予侦查行为一定的可诉性，将侦查救济纳入诉讼化的轨道，则成为法治社会的必然。     

国家侵权、国家责任与权利救济——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国家侵权与国家责任相连，国家责任与权利救济相决。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所处地位不对等，使得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容易受到侦查权的非法侵犯。刑事被追诉人享有救济权能够促成侦查权与被追诉人权利的相对平衡，保证被追诉人享有救济权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责任。     

对刑事被害人直接起诉权的保障

刑事被害人是指其正当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之人,即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实体,也是刑事诉讼启动因素之一。它是刑事诉讼中所要保护的中心人物,同时,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     

侦查救济诉讼化之探讨

维护与尊重人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是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在侦查活动中,由于无法杜绝侦查机关违法侵犯嫌疑人合法利益的现象,赋予被追诉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一定的程序性救济权利;或赋予侦查行为一定的可诉性,将侦查救济纳入诉讼化的轨道,则成为一种必然,也是法治社会的大势所趋。     

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

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要求下,犯罪人成为传统刑事政策关注的重点,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救济被忽略。随着现代刑事政策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犯罪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权利范围的扩展等也应相应的纳入到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就是其核心内容。以现代刑事政策为出发点,应着力提倡三种主要的犯罪被害人救济方式:犯罪人赔偿、国家补偿以及恢复性司法模式下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说明对犯罪被害人实行有效的经济救济是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刑事政策。     

全球化和刑事司法

刑事司法的全球化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全球化的进程旨在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预防和惩治某些特定的犯罪。然而,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构建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刑事司法文化基础上,与修正的报应模式和法律与秩序模式不同的是,刑事司法全球化必须有整合一致的人权文化。提高个体、政治、社会和经济人权的整体文化,是保障建立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最佳途径,它服务于国际公共价值和秩序,同时还致力于社会公正,确保相关人员,特别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程序多元化与刑罚相对个别化的契合——论刑事司法改革对现代刑罚观的应然回应

现代刑罚目的在报应观与预防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惩罚、威慑、矫正、补偿多元化发展趋势,刑罚方法相对个别化原则开始盛行,从而确立了现代刑罚观。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对现代刑罚观做出应然的回应,应和刑事诉讼多元目的与多元价值追求,促成刑事诉讼程序多元化,实现刑事程序多元化与刑罚相对个别化的契合。     

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行，促使检察机关提高了不捕不诉案件的比例，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环节救助的空白，使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时常处于空置状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被害人与检察机关的矛盾。因此，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我国应探索建立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原则、立法模式和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从而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平衡保护。     

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之构建

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权利遭到严重忽视,尤其在经济上难以获得充分赔偿,易于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范畴已被世界多国选择。我国应引入社会补偿制度,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救助与补偿之间内涵与区别,明晰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性质,构建补偿对象清晰、补偿条件明确、资金来源充裕、管理机构权威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以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应借鉴西方国家维护被害人求偿权的立法和实践,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主要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切入,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权的法律保护,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的相关措施。     

错误的刑事羁押与国家的赔偿责任

刑事诉讼中的错误羁押与刑事错案常常相伴而生,但二者并非同一概念。错误羁押以刑事程序法为认定依据,即使没有错案发生,羁押行为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亦照样构成错误羁押。与错案相联系的错误羁押或合法羁押都应当导致刑事司法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而未构成错案但构成错误羁押并因此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国家也应当有条件地承担赔偿责任。国家对无错案条件下错误羁押承担赔偿责任,有利于增强刑事司法机关的程序公正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防止和减少羁押的滥用。     

反思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性考察已成为当下评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础性分析工具。与此相应,我国晚近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案所反映的犯罪化进程被不少学者反复诟病为"不谦抑"。刑法谦抑主义虽然彰显了古典刑法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但是谦抑性并非一个价值中立、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刑法原则。直面现代社会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内在紧张关系,仅从单一化的谦抑主义维度去评判刑法发展的得失是偏颇的。谦抑性应该还原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用来说明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子原则。反思刑法谦抑主义,并非要放弃或终结对刑法谦抑性的追求,而是主张在肯定谦抑理念的同时对谦抑性在立法和司法、设罪和配刑等不同场域作不同的把握。刑法的发展需要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中寻求一种张弛有度的动态平衡,而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     

刑法教义学与犯罪论体系的分野

刑法教义学是以制定法和判例为基础的学问,其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对刑法的解释和体系化。刑法教义学是观察和分析各种犯罪论体系的重要维度。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是一种教义学体系,是对刑法总则的解释和体系化;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则背离了刑法教义学传统,因而衍生出诸多问题。我国应当强化以实在法规范为对象的教义学研究,逐步清除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不当影响。     

刑事诉权理论视野下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诉权理论产生于民事诉讼法学,但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内在关联来看,诉权理论也可成为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之一,刑事诉权与刑事审判权仍是构成刑事审判制度的两个基本要素。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提上立法日程之际,运用刑事诉权理论来分析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一些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在现行审判制度下,诉权不能主导审判进程,诉权与审判权关系失衡。正视这些问题,运用刑事诉权理论指导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强调诉权保障理念,才能真正理顺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