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技侦权探析

修订后刑诉法正视了技术侦查措施对于惩治职务犯罪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并允许技侦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在修订后刑诉法对技术侦查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要准确运用技侦措施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应当严格把握技侦的适用范围及适用的必要性、严格审批程序、强化与执行机关之间的衔接,并谨慎使用技侦收集的证据材料.     

秘密侦查立法宏观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秘密侦查手段日益扩大适用,同时法治化状况低下,立法薄弱、执法混乱、司法无力,从而导致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双重价值受损。目前秘密侦查立法已经纳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有必要就立法中的若干宏观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需要衡量目前秘密侦查的法律规范状况与成因,其次应当评估实践中手段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立法中的各种障碍及克服途径,最后有必要探讨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及疑难问题如何破解。     

浅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本文结合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的相关规定,分析立法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我国中止侦查制度的构建

侦查程序中的刑事案件经常会因一些障碍导致无法继续侦查行为,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此类情形的应对措施,立法上的空白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公安机关多是将此类案件搁置起来,而检察机关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中止侦查制度加以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既影响了案件质量,又存在着司法腐败的隐患,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对此类情形的处理明确规定。本文在分析建立中止侦查制度必要性和检察机关中止侦查制度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对我国中止侦查制度提出了一些构想。     

论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浅析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成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主体的应然性

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实施,国家强制力以国家机关为载体实现,其中有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等。通说当中不包含检察院,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检察机关与我国检察机关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而我国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具有相当多的强制性权力,那么检察机关的强制力性如何体现。本文将从立法环境、政治意识形态与制服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检察机关应然的国家强制力载体,即未来职务犯罪侦查主体——司法警察。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订,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对技术侦查的具体适用进行了规范,提高了检察机关应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本文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重要意义着手,结合笔者实际工作体会,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提出了笔者自己的意见。     

论技术侦查措施——以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为视角

2012年的刑诉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能被检察机关使用,但是其实施权却在公安机关.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面对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将探讨检察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特别是其正当性应如何在法律层面上体现,如何寻求其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平衡,试从职务犯罪中的技术侦查手段入手,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依据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原则,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违法强制性侦查措施行为的惩罚规定,完善刑事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使用。     

论技术侦查

技术侦查作为秘密侦查的手段之一,是一种新型的侦查方式,目前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较大的应用.但由于技术侦查亦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合法权益造成较大的侵害,因此,其适用条件受到较大的限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有效地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十分必要.然而,因为目前我国对于技术侦查制度的规制相对较少.所以,为了更好的实践我国的立法目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对象,适用主体,审批程序,权利救济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取保候审在反贪侦查中的适用现状与完善建议

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一方面很好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好的贯彻了诉讼经济的原则。如能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取保候审活动存在的问题就有望得到很好的解决,并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将查办职务犯罪进一步引向深入。     

浅谈立案监督后公安机关消极侦查的应对措施

随着立案监督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手段不足的问题日趋明显,其中检察机关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公安机关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的“消极侦查”现象较为严重,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将直接影响到刑事立案监督的法律效果。为此,应从完善立法、强化工作措施两方面入手。(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消极侦查”行为,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除了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外,没有其他更加强有力的办法,使检察院行使立案监督权时显得软弱无力。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对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监督作了规定,《人民检察院刑…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监督的立法完善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应当享有特定的法律地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监督职能很不健全。应当努力通过立法完善，重新设计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假释程序，拓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监督的必要措施和手段。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探析

我国检察机关一般将立案前的调查活动称为"初查"。初查行为在性质上应当是一种任意侦查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由于立法规定的缺失,导致初查行为实际上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因而初查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规制初查行为的途径首先是将初查行为纳入刑事诉讼法中,在时机成熟时应当设立与贪污贿赂犯罪特点相适应的单独的初查制度。     

上诉不加刑原则:困境及其修改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够完善,"曲线加刑"情况普遍。今后立法修改应规定检察机关(或是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的抗诉(或上诉)案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检察机关不得恶意抗诉,规定发回重审部分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规定不得通过再审变相加刑。     

论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调查权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还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的民事调查权应当是一种有限定的调查权,对于调查权的范围、调查的手段和措施以及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效力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论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手段在毒品案件中广泛使用,而毒品类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使诱惑侦查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世界多个国家立法中规定了这一侦查手段,联合国公约中也有提及。目前我国对诱惑侦查的规定是在座谈会纪要中,仍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侦查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与缺陷

从我国法律第一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适用却不多,在反腐败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差强人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进一步完善该罪的立法和司法适用,对于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侦查实务角度,分析了当前办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适用指定监视居住问题研究

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处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在肯定检察机关适用指定监视居住措施必要性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在具体运用该措施时应当在坚持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准确领会立法精神,重点把握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适用场所、监督机制等问题,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将该措施的良性效益发挥到最大.     

浅议技术侦查措施在自侦案件中的运用

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将对自侦工作产生深远影响，但并未对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等操作性较强的内容做具体规定，故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故拳文对技术侦查措施在自侦工作中的程序构建及证据转化提出一些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