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视阈下腐败官员和资产外逃的惩防追缴机制建设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腐败官员与腐败资产外逃严重影响民众对于廉洁政治建设的信心,对我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惩防腐败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腐败行为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我国对腐败官员跨境外逃和资产转移的惩防难度增大,因此,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利益冲突,正视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政治体制,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回归人性:腐败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人性的需求欲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府官员既具有人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还具有职业的政治属性,其需求欲望的产生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其表现为天生的固有特性和社会的外部特性。腐败行为的最深刻根源在于人性需求欲望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腐败也就必须从人性出发进行思考和探索,即,一要正确看待人性需求,让政府官员过正常人的生活;二要满足人性合理需求,让政府官员过体面的生活;三要用理性管束无限欲望,让政府官员过有节制的生活;四要用制度限制人性贪欲,让政府官员过有笼子的生活;五要加大权力寻租成本,让政府官员过有风险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杜绝腐败。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灰色收入"与腐败以及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灰色收入"是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滋生地。少数政府官员利用特权大肆攫取"灰色收入",是导致腐败蔓延的一个直接原因。必须从现存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缺陷上来分析和认识腐败本质。腐败的物质基础是政府对社会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当前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现实基础是不对称的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建议精简政府机构,公开办事程序;削减公共权力,减少"灰色收入";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查处惩罚力度,推进反腐败的斗争。     

反腐倡廉,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环境

腐败问题越来越成为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素,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建构.影响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因素主要有文化的惯性因素,制度因素,权力监督因素,民主进程因素,社会转型因素和法律设计因素,这些因素都集中缠结在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中.为了建构和谐政治生态环境,需要制度、教育、文化建设相结合,从源头抓起,加大打击力度.     

探析党内关系异化的圈子文化之源

圈子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演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在中国，圈子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基础，其价值理念与运行规则从社会领域向政治生活场域的渗透，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圈子文化所衍生的隐性的社会结构力量对党内关系的解构与异化、权力腐败的诱致与扩散，使政治生态面临劣质化风险，应从观念改造、清除特权、消解主要领导干部“被围猎”困局、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力等方面构建防治党内关系中圈子文化蔓延的整体思路。     

科学化视野下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机制建设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政治风险是现代化社会的常态问题,而腐败是政治风险的极端表现形式。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腐败难以根除但可以控制。基于对人性规律和权力特性的正确认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已成为当前预防治腐的重要发展趋势。其关键在于通过权力流程再造来解决权力风险问题,全程地防范廉政风险向腐败行为的转化。     

时代呼唤“序计制”方法推进中国干部选任体制嬗变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探寻解决官员腐败的途径，一直是中外政治家面对的中心课题。在手段上，选择“程序化设计”去落实民主、法治的过程透明化和计量简单化，使“民主法治”走向易操作性的途径，是“序计制”方法。消除用人腐败、政务人才市场配置需要“序计制”。“序计制”方法既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核心规则，也是我国未来改革实践的趋向。     

关于宣泄式网络围观官员腐败丑闻现象的理性审视

伴随着官员不雅视频和照片、"房字辈"非正常房产、公款奢侈消费等腐败事实连续被网曝,在互联网上出现了部分仇"官"心态的情绪宣泄式围观现象,折射了干群矛盾的加剧。引发宣泄式网络围观官员腐败丑闻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干群利益矛盾激化,化解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消除干群之间合法性利益不公,即避免官员合法化谋求特殊利益的可能。只有消除了干群之间合法性利益不公,才能彻底消除民众对官员的不满情绪,才能使社会民众把追求公平的主要打击目标从官员群体上慢慢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美丽。     

利己取向视野下的廉政监察原则新思考

廉政与腐败的较量,是政府本身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如何使其在获得合法职位职权履行天然义务的同时葆有稳定的性格,存其正气,去其戾气是政府必须摸清的盲点。立足于贿赂的"正效应"认知、行贿理由成为共同知识、政府官员腐败收益分析、政府官员行为外部性四个方面,阐述腐败行为产生的缘由,进而引出对廉政监察原则的思考:树立非辩证的贿赂观——廉政监察理念的前置性安排;凸显腐败交易的潜在风险——廉政监察工作的"迂回"创新;导入上级政治权威,解除外部性锁定——廉政监察开展的拳头举措。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权力控制: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腐败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和安全的最大祸患

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和谐的两个重要问题,腐败更带根本性,已经是大面积的、贯透性的、持久性的顽疾。要防止权力滥用就要控制权力,使其只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理想的监督,应该是既能防止权力被滥用,又能保证权力有效行使的监督。完善中国人大制度是在极其复杂多变社会环境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安全通道,也是在我国的国情下有效控制权力、加强监督制度可供选择的路径。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必要与可能

腐败是制约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的顽疾，官员财产申报入法，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基本路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就当下中国，严格说来，仅有相关的党政文件而无真正意义的官员财产申报法。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必要性在于：官员财产申报入法，耦合了官员社会角色担当；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彰显了现代法治精神；官员财产申报入法，体现了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博弈；官员财产申报入法，顺应了世界治腐潮流。通过文本解读与案例实证，透析现行规定的缺失与立法阻滞的枢要，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主要理路在于：在宪法框架内渐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完善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逻辑结构；健全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配套措施。     

浅析中国式腐败困境及治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金钱意识横流,政治权力拥有者仍要恪守"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主流文化的矛盾和混乱可能是当前中国官员遭遇的角色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指出官员具有自利性特征,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它推翻了传统文化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化面纱,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并启示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抑制权力腐败行为对策分析——论权力腐败中的自我蒙混因素

对于权力使用者来说,腐败行为取决于腐败收益、腐败风险、腐败机会、伦理道德四方面的博弈。而自我蒙混因素影响着其对权力腐败风险、腐败机会以及道德的选择,使官员沦落蜕化成贪官。通过内在修养、外部机制两方面的对策能减轻自我蒙混因素的影响,有效地抑制权力腐败行为。     

十八大之后的腐败形势:三个维度的评价

人们在评价腐败形势时往往将测量腐败与测量反腐败的指标相混合,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腐败测量框架,指出对腐败形势应该从腐败程度、反腐败强度和腐败风险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评价。在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建设举措和成效的基础上,本文应用这一框架评价中国当前的腐败形势:总体来说反腐败强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加大惩治力度、强化党内监督和完善党规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程度明显降低,但腐败现象仍具有集团性、日常性、顽固性的特点,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风险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水平,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社会的腐败演变"倒U字"形曲线拐点正在出现。     

论中国特色政务公开的反腐败机理

中国特色的政务公开应当是广义的,所有以公共资金为业务活动资金来源的公共性组织都应该是政务公开的义务主体。政务公开治理腐败的内在机理是,通过摒弃暗箱操作减少腐败动机,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发生率,通过增加腐败风险提高腐败发现率和查处率,通过社会压力促发办事规则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政务公开要在治理腐败中发挥更大的效力,应遵循其抑制腐败的作用机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工具,依法保障公民批评举报和参政议政的宪法权利,将政务公开引向决策公开、司法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等重点环节和领域。     

制度治理: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突出强调了制度在治理中的根本性地位。制度治理是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这是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必然逻辑。制度不够完善会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出现问题,表现为潜规则、腐败、政治生活形式化、选人用人风气不正等。因此,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和优化制度来落实党内政治生态价值系统指向、增加党内政治生态动力系统强度、加大党内政治生态保障系统力度,把制度优势转化成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效能,实现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