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则相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取决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     

预防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者在腐败行为发生前都会对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腐败者心中的腐败动机才会产生，进而演变为腐败行为。因此，怎样去预防腐败就要从对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开始。预防腐败要有一个先进的理念指导一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进而设计出各种制度，构建一个良好的奖惩机制，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会在预防腐败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论腐败的根源及防范

腐败的实质是利用公职权谋取不应有的私利,腐败根源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权力运作中表现为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的矛盾。防范腐败必须从公共决策设置开始,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的效益。     

低成本反腐败体系的构建

每一个腐败分子都会考虑其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政府的反腐败行为也同样存在成本与收益 ,反腐败行为能否持续的关键也正在于反腐败的收益是否能远远高于成本。本文分析了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和效率 ,提出要使反腐败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 ,就必须构筑低成本的反腐败体系的观点 ,并阐述了低成本反腐败体系的思路     

公务员腐败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腐败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得出腐败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对公务员廉洁与腐败微观机制进行阐述,认为制度的缺陷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通过对腐败机理的认识,得出遏制国家公务员腐败的根本措施主要在于制度创新。     

基于“成本--利益”理论的腐败与反腐败分析

现阶段导致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仍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为。试用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模型，将腐败主体～公职人员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使之成为“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为，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有效路径选择。     

鼠猫博弈:腐败、反腐败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趋势为何难以有效遏制,反腐败的信誉度也还不够高。关键在于社会对腐败与反腐败的价值导向上。腐败成本低,收益高;反腐败成本高,廉正收益低。因此,要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成效,必须加大腐败成本,提高廉正收益。     

成本理论与反腐败策略

成本理论与反腐败策略李泽明当前，腐败与反腐败斗争起伏剧烈，并为社会所瞩目。本文试运用犯罪成本理论，探索腐败与反腐败的客观规律，以求确定反腐败的宏观和微观策略。一、腐败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及其收益分析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行为人因实施腐败行为所承受的精神性、物...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论侦查成本、收益及其二重属性

犯罪侦查需要国家投入必要的经济成本和权力成本,侦查可以产生经济收益,也可以产社会收益。侦查成本与收益都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二重属性。侦查经济成本与权力成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社会里,国家对侦查经济成本供给不足时,只能通过增加权力成本的投入来满足侦查成本的总体需要。而现代社会里,国家在侦查经济成本的供给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对侦查权力成本的投入可以降低。侦查的经济收益可以通过量化分析,而侦查的社会收益只能进行定性分析。     

从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谈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重在分析影响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各种因素 ,通过改变各种因素 ,增加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该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犯罪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而降低犯罪收益 ,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民主反腐败：毛泽东的艰难探索与启示

民主反腐败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探索民主反腐败的过程中,不仅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也出现过重大失误。回顾和反思毛泽东对于民主反腐败的探索,对于我们党构建反腐败方略,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通过对“c-d模型”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不但腐败出现群体性、隐蔽性、标的越来越大等特点,同时反腐败的时滞也越来越长,而且腐败的边际成本有渐小的趋势,这导致腐败程度有无限扩张的自我膨胀趋势。因此,反腐败既要从“公权方”的角度入手,又要从“市场方”的角度来分析。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腐败与职务犯罪研究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既然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行使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就其实质而言是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既能有效行使权力,又能制止超越、滥用职权等对权力的非规范运用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变更起诉罪名之多、违法所得处理之乱以及缓刑适用率之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在司法实践运行中所表现的三大特征。只有正确判断私分国有资产罪客观要件“私分”形式上的相对合法性、一定程度公开性以及私分国有资产者是否均为决策者和具体操作者。才能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罪：只有将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处理的混乱、尴尬局面；相关司法解释的尽快出台才能有助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范量刑，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有效适用。     

刑事侦查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理论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不仅涉及到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刑事侦查领域亦不例外。我国侦查部门的办案资源严重缺乏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由此导致侦查工作的低效益。目前的侦查现状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本文借助于微观经学的分析工具,分析了刑事侦查学的成本与收益并构建理性犯罪人模型与刑事侦查边际收益递减模型,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活动的低效益现象并提出若干建议。     

会计舞弊治理初探

会计舞弊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舞弊实际上就是相关自然人趋利行为的一种结果。要有效地治理会计舞弊:一方面减少舞弊的机会;另一方面减少舞弊的净收益。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社会监管,健全发现机制;加大舞弊成本,真正追究舞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     

利用犯罪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理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探究预防和控制此类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