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经验及借鉴

根据国际社会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当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刑法规范:一是增设商业贿赂犯罪罪名,主要是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不宜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二是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范围从“财物”扩大到“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对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行修改,删除作为被动收受型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完善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体系,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增加财产刑的适用种类和适用范围,增设资格刑。     

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着若干罪名欠缺、贿赂犯罪构成要件过窄、贪污、挪用犯罪对象范围过窄等缺陷。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内容接轨,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扩大贪污、挪用罪的犯罪对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

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建议以《公约》规定为参照,将我国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定罪要件和行贿罪定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促使我国反腐败机制和理念与国际接轨,使预防和打击腐败工作更有成效。     

海外贿赂犯罪若干实践疑难问题研究

海外贿赂包括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两种互为对合的行为。对该类犯罪主体身份的认定,应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刑法原则、司法实践以及该犯罪行为的特点。《刑法修正案(八)》根据我国反腐败的实际情况,新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中,"给付财物"应包括实际、承诺及提议给付;在"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中,只要我国或者外国(国际)规范的其中之一对某种商业利益的不正当性质进行了规定,就可以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所得利益足以帮助行贿人在商业上实现盈利的,应认定"为谋取商业利益"。     

当代中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观照

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刑法惩治和预防的对象。我国目前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着构成要件过多、贿赂的范围狭窄、罪名不够完善、资格刑和罚金刑缺失、贿赂犯罪存在死刑等问题,我国应取消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构成要件的规定,扩大贿赂的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设置,并逐步废除贿赂犯罪中的死刑,以促进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以更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治理。     

论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应对--以国际刑法的国内化为视角

在我国缔约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犯罪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贿赂的范围、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与受贿罪、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三个方面.完善相应的现行刑法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对商业贿赂犯罪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负责侦查"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等案件。多年来,公安机关态度坚决,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执法水平,始终对商业贿赂犯罪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仅2012年以来,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而是对应我国刑法中多个罪名。这样的立法符合国情,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但在罪名体系、罪状设定、刑罚设定和犯罪形态等问题上需要借鉴该公约的内容进行完善。具体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适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罚金刑的数额应当更加合理,取消贿赂犯罪的死刑,并增设资格刑种。     

论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若干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是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本罪仅限于商业活动中;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本国的自然人和法人,也可以是外国的自然人和法人;客观行为“给予”应广义理解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本罪的中的财物包括财产及财产性利益.     

完善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思考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刑罚配置失衡主要表现在死刑配置严酷、财产刑设定宽侑、资格刑形同虚设、商业受贿罪与商业行贿罪的刑罚设置失衡等等。为了进一步适应反商业贿赂的需要,也为了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作者认为应废除我国刑法上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死刑设置,增设资格刑,商业受贿罪与商业行贿罪的刑罚要均衡。     

受贿型职务犯罪案件分祈

打击职务犯罪历来是我们国家防范和惩治的重点工作，因为不论是在国有性质的单位还是非国有性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利用职务便利进行非法交易，不仅会造成不正当的竞争状态、形成违法违规的价值导向，而且对社会的诚信风气和廉洁制度形成极大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或者索贿     

受贿罪证据标准思考

受贿犯罪腐蚀了国家肌体，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是反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就目前而言，受贿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其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比例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了受贿案件取证难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把握存在困难，以至在现实中，逐渐形成了惩处受贿犯罪“宁纵勿错”的思想，给了受贿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探讨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受贿罪证据标准，从而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本文试从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概念、含义，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受贿罪证据标准的现实基点以及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构想四个方面，对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与思考。     

单位贿赂犯罪之检讨

我国刑法把单位贿赂犯罪从自然人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规定,并对之做出了与自然人贿赂犯罪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单位贿赂犯罪特殊性,同时导致了某些规定与刑法惩治贿赂犯罪基本精神的背离和罪刑关系的不协调,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对单位认定标准理解不当的问题。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准确定义商业贿赂犯罪是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前提。但何为商业贿赂犯罪,我国法律的规定并不明确并存在一些漏洞。必须从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立法沿革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探求定义商业贿赂犯罪的经验和依据,客观分析我国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中的问题,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论受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受贿犯罪严重危害政府的公信力,需要予以严惩.但是受贿犯罪的复杂性,使得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贿赂范围的界定问题,受贿犯罪的数额问题以及影响力的认定问题,都需要在尊重社会文化、刑法基本原则和社会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贿赂的范围可以考虑扩大到“财产性利益”.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应该充分考虑情节的评价作用,在对影响力的认定上,要注意在主客观统一基础上的具体分析,仔细甄别.     

贿赂犯罪之犯罪学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此期间腐败现象亦非常突出，引起党及国家高度关注，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贿赂犯罪作为职务犯罪中最主要的犯罪之一，其司法现状不容乐观。     

贿赂犯罪慎改论

修改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应当慎重.不宜将贿赂犯罪的对象要件修改为"财产性利益".应当充分运用刑法解释方法,从现行刑法分则的"财物"概念中发掘动态内容.有必要在保留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基础上,通过刑法解释发挥其规范性功能,化解相关适用性障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设置具有合理性,应在捋清刑法条文关系与全面理解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明确不正当利益的内涵,而非直接取消或者修改现有规定.必须在用足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根据惩治腐败的现实需要增设影响力交易罪,避免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交错的进一步加深.     

论我国刑法贿赂罪贿赂范围的重新定位——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要求为标准

在抽象意义上 ,贿赂罪中贿赂的范围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其“宽窄”的取舍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 ;然而 ,在具体意义上 ,法条如何准确地把握和反映社会生活的需求 ,对立法者来说又确实是困难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虽然并非专为“反腐败”而出台 ,但却为推动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进步 ,扩张刑法上贿赂的范围 ,从而加大刑法打击贿赂犯罪的力度 ,提供了契机     

论受贿罪的主观超过要素

就受贿罪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受贿罪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纳入主观要素的范畴,并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该类犯罪的隐性超过要素,进而得出在受贿罪的故意中,存在两元主观超过要素的结论,以期对司法实践作出有益探索.     

受贿犯罪主体的疑难界定

受贿罪是一种发案率高、较为复杂的犯罪。本文立足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实质,分析了该罪主体要件中的三个疑难问题,提出了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具体界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