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犯之辨

身份犯的身份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纯正身份犯的身份意味着行为人特定犯罪能力的有无,不纯正身份犯的身份意味着行为人特定犯罪能力的大小。身份犯的本质只能从身份所代表的特定社会关系的角度才能得以阐明,因此最能说明身份犯特殊本质的是“义务违反说”。在身份与共犯问题上,同样要从身份犯的特殊本质上才能找到正确答案,此外,还需对共同犯罪的实质进行正确理解。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再探讨

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的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当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对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问题,更是存在激烈争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犯罪,但由于无身份者的行为对于身份犯而言并不具有实行性,因而无身份者只可以构成身份犯之共犯,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试论共同犯罪与想象竞合犯的交叉形态

共同犯罪与想象竞合犯的交叉形态是共同犯罪的行为整体或者部分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数罪名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犯罪与想象竞合犯错综交织的特殊形态;必须在充分认识这种交叉形态的特征和类型的基础上,结合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和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来正确认定其刑事责任;同时还可以借助这种这种交叉形态的处理原则来解决有身份者与无身份...     

共同犯罪中身份因素之探微

身份因素在共同犯罪的法律规定中前后存在矛盾,判断标准不一,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有较大的分歧,存在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嫌疑;共同犯罪中"共同"的标准亦即共同犯罪的本质是犯罪共同说是妥当的,但"共同"之程度还有待刑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大陆法系中所称之身份犯排除犯罪支配理论,而改用义务犯理论,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之正犯,却可以成为有身份者之共犯;认定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脱离共同犯罪的本质,义务是确定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之唯一标准。     

纯正身份犯共犯的构成

"受贿罪共犯否定说"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全然否定论"主张不仅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且其不可能构成所有纯正身份犯的共犯.两种否定论都有其各自的缺欠和弊端.立足于纯正身份犯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混合主体实施身份犯罪的定性

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即混合主体共同实施身份犯罪,在古今中外的刑法中皆有所规定。现阶段,我国关于混合主体身份犯罪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主要集中在非身份者的身份犯罪主体资格符合问题上。刑法分则中,纯正身份犯以有特定身份者为犯罪主体,非身份者不能构成。但是分则的构成要件在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罪时,应将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从总体考察,非身份者可以在此时成为纯正身份犯的主体,具体定罪时要本着"特殊优于一般为原则,重法优于轻法为补充"的理念来处理。     

身份犯共同犯罪性质认定的思考——以余建军、赵德夫职务侵占案为视角

无身份者与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理论界一直争议不休,但可以确定从身份的本质和纯正身份犯刑罚设置等角度分析应当是否定的。无身份者利用身份犯的职务便利帮助其实施盗窃行为,按照身份犯说和主犯行为说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犯罪定性。行为定性的关键应当在于对身份的本质理解和对行为的性质分解,从而全面评价特定身份者的客观行为,无身份者收买特定身份者主管职权为其盗窃行为提供便利按普通犯罪处理,而有身份者出卖职权为他人谋利、隐瞒,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必须结合其身份的法律意义成立身份犯罪。     

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性探析——兼评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对于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罪,既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又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根据犯罪共同说对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进行统一定罪,才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触犯数罪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想象竞合犯,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的原则,选择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统一定罪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共同犯罪的转化犯问题研究——以转化型抢劫为视角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形态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如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共同犯罪中的错误认识、共同犯罪的未遂以及竞合，但是学界却忽视了共同犯罪中的另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犯罪形态——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是转化犯在共同犯罪中的特殊表现形态。现行立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造成了定罪与量刑上的混乱。     

身份犯视野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

主从犯的认定往往涉及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定性等基本问题,只有在身份犯的视野下阐述共同犯罪的性质、范围及罪名认定,才能为合理界定主从犯提供充足的理论根据,并进一步地解决好诸如身份犯是从犯,非身份犯是主犯时,从犯如何认定;身份犯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时,如何认定从犯;共同犯罪的主体分别具有特定身份时,如何区分主、从犯等刑法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论伪造罪的犯罪形态

伪造罪有行为犯、情节犯和结果犯三种类型 ,因而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就因类型的不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伪造者与行使伪造物品者之间是否构成共犯是伪造罪共犯问题的关键点 ,其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另外 ,伪造行为与行使伪造物行为或其它行为各自均构成不同的犯罪时 ,表现为牵连犯的情形 ,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应当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 ,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研究

实行过限是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实行过限行为在实践中比较常见,这直接涉及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通过探讨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可以认为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是通过实质现象判断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共同故意的内容。     

论刑法中的共谋

共谋应当是指二人以上为实施某种非法行为，以自己实行的意思进行谋议并构成犯罪的行为；共谋是一种犯罪预备行为，仅参与共谋而未实施实行行为的谋议人可以与实行者构成共同犯罪；共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应当允许共谋者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脱离共谋关系。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挪用公款罪共犯认定的疑难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认定应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原理来加以解决.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职务便利共同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认定不能一味认定为挪用公款罪,而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认定;对挪用人不明知而使用人明知公款目的的情形不可能成立共犯;单位可以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犯,此时因为刑法没有将挪用公款规定为单位犯罪,应对其中自然人按共同犯罪加以处罚;公款使用人的帮助犯不能成立共犯.     

犯罪构成与身份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法中,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这一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而身份又与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都发生着密切联系,从而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在身份犯的修正犯罪构成中,身份不是犯罪的主体要件,无身份者同样可以符合身份犯的修正犯罪构成。     

盘问检查中的安全问题

盘问检查对审查身份不明、有作案嫌疑的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盘问检查的对象有多种多样的可疑人员。对这些人员的盘问与对其所携带物品的检查，潜在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量危险。为了确保民警的安全以及盘问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盘问检查中的实战要求必须明确，安全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刑法上身份概念的辩析

很多学者在界定刑法上的身份时 ,往往只注意犯罪特殊主体的身份 ,因此对身份的探讨也常常囿于仅在犯罪主体这一范畴内进行。但是 ,从身份的固有含义看 ,刑法上的身份 ,不应仅仅是指犯罪特殊主体的身份 ,还应包括犯罪对象的身份 ,犯罪对象物所有者、支配者或管理者的身份。并且 ,还应将身份的主体拓展到法人 ,而不应仅限于自然人     

消极身份犯概念之考量

身份犯是刑法中一类较为特殊的犯罪,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对犯罪主体往往有一定的限制。对身份犯的研讨不仅关乎身份犯自身体系的建构,而且与共犯与身份问题的解决也密切相连。但是,我国学者在身份犯概念这一基本问题上的研究则显得多少有点混乱。因此,对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身份犯概念进行反思,重构身份犯之应然概念,实属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