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的前奏与缩影——九个月纠“左”及其启示

欲深化对20世纪60年代初全面调整的研究,有必要把视野扩展到此前的"九个月纠‘左’"。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这九个月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全党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调整政策措施,纠正"大跃进"等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是,很快取得进展的纠"左"工作却在庐山会议上戛然而止。从起因、内容、过程及结局看,九个月纠"左"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面调整有诸多相似之处,应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前奏与缩影。这种相似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深层规律。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与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

关于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党史学界大多数认为,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倾”。《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所刊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则提出了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的观点,即认为庐山会议不仅后期是以“反右倾”为主,前期也是以“反右倾”为主的。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持异议,现提出自己有别于上述二者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中共领导人与庐山的不解之缘

"神仙会"庐山赛诗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原定议程有两项:一是总结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二是调整、修改1959年的国家经济计划指标.参加会议的人心情舒畅,称会议为"神仙会".     

毛泽东合作化高潮中的防“左”及其未能贯彻下去的原因

1956年的农村合作化高潮,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的。在高潮兴起时,毛泽东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农村合作化高潮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也警惕着“左”倾偏向的出现,他在大力反右的同时,在一些场合也提出了防“左”纠“左”的问题。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防“左”和纠“左”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这是为什么呢?     

庐山会议转向探因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原先确定会议的主题是纠“左”,但由于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情况,后被指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会议从纠“左”转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且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左",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这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

正在探索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路上,曾作出独特贡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外,还有站在他们后面的张闻天。"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张闻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全面地批判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后,主动表示离开中央机关,下决心去农村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他任团长、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农村调查。1942年10月,他在兴县调查时写的《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     

陈云在中央苏区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及实践

陈云在中央苏区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云在苏区的纠"左"历程的前期侧重于经济工作方面的纠"左",中期侧重于白区工作方面的纠"左",后期涉及军事工作方面的纠"左"。陈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纠正劳动政策、经济斗争、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针对劳动法中的"左"倾错误,提出订立合同时要考虑地区的特殊性、企业的特殊性、工人的特殊性、时间的特殊性。针对经济斗争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党与工会领导工人斗争的重点在于说服群众、斗争的基础在于依靠群众、斗争的方式在于发动群众、斗争的战术在于组织群众、斗争的保证在于领导群众。针对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开展白区工作加强舆论宣传是重要手段、开展群众斗争是重要步骤、加快干部培养是关键环节、加强党的领导是重要保证、注意秘密工作是重要前提。     

1961年春:毛泽东亲自组织农村调查

<正>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随后,又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对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这对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部署农村的整风整社。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1960     

可贵的党内集体自我监督精神——对党的实事求是年、“ 七千人大会”的回顾与思考

1961年堪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实事求是年。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社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提调查研究。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①。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党中央加强了党内高层领导的自我监督,并成功地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党支部的每一个党员,都在认真而又深刻的反思……。1961年在党的人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②为了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立足国情,大兴调     

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后期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     

毛泽东传（八）

纠“左”的努力一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 3月25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举行。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我的头发白了许多”——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

50年代后期,由于党内“左”的错误占了上风,致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一味追求建设高速度的“大跃进”狂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更为严重,人们纠“左”的呼声也就更加强烈起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提议会后由周恩来负责抓1959年的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所作的《十年总结》中指出:“1960年6月上海会议(即本次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     

论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大调查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和纠"左"遇到的阻力,从1961年1月到1962年9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全国大调查。这次调查时间长、规模大,调查深入,成果丰富。这次调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了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尽管这次调查及其成果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说,它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纠“左”努力

1959年的庐山会议,如缭绕庐山的云雾,变化莫测,其会议形势的逆转确非人们所能料想。因为此前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曾密切关注全国形势的发展,当他发现“左”的错误思潮泛滥时,忧心忡忡,多次以尖锐而富于个性的语言予以引导和纠正。随着他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许多切实可行政策措施的落实,他的心情也从沉重、焦虑中摆脱出来,大有“柳暗花明”的感受。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