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措施法治化的演进史：1979～2018——基于刑事诉讼立法的视角

当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确立,法治公安建设和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迎来了新时期、新要求。对于兼负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的公安机关而言,侦查法治化是实现法治公安的重中之重。侦查法治化是将侦查权的主体、对象、具体措施、工作程序等均置于法治的轨道内,受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法律规定的制约。侦查措施法治化则是侦查法治化的关键性环节。法治,即规则之治,当以规则为先。基于《刑事诉讼法》视角,梳理我国侦查措施的法治化进程,结合司法实践,剖析现行法定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以期未来司法适用能有更完善的法律依据。     

论侦查思路的转换——基于中国的侦查环境分析

侦查思路的转换应从侦查科学化、法治化等方面切入。侦查科学化包括:侦查队伍的建设由业余化向专业化转变;侦查的领域从单纯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的空间;侦查路径从注重从案到人转变为从案到人与从人到案并重;侦查方式从强攻硬取、打疲劳战向讲究谋略、利用科技转变;侦查工作向智能化转变,侦查环境、手段趋向数字化。侦查法治化包括:从关系主义向法律至上转变;从偏重于实体转变为实体和程序并重;从对证明能力的关注转向对证据能力的关注;从形式上的对抗制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制;侦查管理实现法治化。同时也要注重其他侦查理念的转变。     

浅谈侦查理念创新

侦查理念是侦查理论研究和侦查实践活动的指导性观念。侦查理念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侦查理念、以人为本侦查理念、法治化侦查理念、信息化侦查理念;侦查理念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国情、法律至上、侦查为民的原则。为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阐明了侦查理念创新的社会价值。     

新刑事诉讼法与职务犯罪侦查战略调整

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一方面,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执行制度及特殊程序等方面得到完善。另一方面,人权保障要求进一步提高,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要求更加突出,侦查工作面临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作风和侦查能力等方面的挑战。为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新要求,应当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全面的战略性调整,着力从推行法治化理念、协同化侦查、科技化办案、科学化管理和社会化评价上下工夫,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新发展,确保取得新成效。     

侦查中止问题及其制度建构

侦查中止问题的提出及其制度建构,有利于将侦查实践中的“悬案”问题引导到法治化的运行轨道上来,在侦查过程面临无法继续侦查之时为其提供具体可循的程序指引,增进侦查程序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对侦查中止问题予以充分考虑,建构具体可行的侦查中止制度。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     

我国侦查法治化问题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侦查活动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改革,要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之中。侦查法治化的基本内容是:侦查理念法治化、侦查制度法治化、侦查程序规范的法治化和侦查行为法治化。同时,推进侦查法治化要牢牢把握当前我国侦查法治化的关键领域。要加强侦查法治化理论研究,促进侦查法治化取得实效。     

对新时期我国侦查工作法治化的若干思考

侦查工作法治化是“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内容 ,侦查工作法治化包括侦查程序、侦查措施、侦查体制、取证规则、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法治化。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和制度力量,塑造了现代侦查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我国侦查权的重构,在法治的视野下,可以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侦查行为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侦查行为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它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包括：需求与动机、法律知识、守法愿望、侦查能力等;客观因素包括：立法、体制、群体压力、资源供给等。研究并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法治化意义重大。     

论程序法治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获取,而侦查权行使的主要任务乃在于收集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因此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均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但实际上侦查程序及侦查权都对刑事程序运作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浅析我国古代侦查体制和方法的历史影响

一片土地适合生长什么,取决于是何种土壤。在当今法治社会背景下,我们努力探索侦查制度改革创新的路径,往往从西方的侦查制度中去寻找良方,却忽略了制度本身存在的历史渊源与时空环境。与其瞻仰眺望别国制度之先进,不如立足本国,回溯和审视历史,总结成就与弊病,通过分析我国古代侦查体制和方法的特点和对后世的影响,来重新解读和评价我国当前的侦查制度。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我国侦查形态的演变与展望

从政治与法制的视角观察,可以将我国的侦查形态概括为政治化的侦查形态、政治化向法制化转型的侦查形态和法制化的侦查形态。从属性、工具性、封闭性是政治化侦查形态的主要特征,独立性、公正性、开放性是法制化侦查形态的主要特征,两者的演变就是在侦查的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转变侦查的价值、目的、职能、模式、方法等方面的观念,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法律取代政策,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有序进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近60年间,以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为界,此前为政治化的侦查形态,此后为政治化向法制化转型的侦查形态;伴随着未来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最终将逐步形成法制化的侦查形态。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特殊侦查方法在洗钱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当今世界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洗钱犯罪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和人们的个人财产遭到严重损失。2012年我国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内容,这是我国侦查诉讼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侦查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提供了新的侦查方略,主要包括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3种特殊侦查措施,以及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两种传统秘密侦查方式。这5种侦查措施为洗钱犯罪的侦查带来了重要的实用价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法律都应包含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法治理念是法治活动的灵魂,它不仅决定着法治行为,而且决定着法治的实效。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将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向广度和深度的推进提供精神动力,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理论及其法治传统,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