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案件能否运用诱惑侦查

实务中使用“诱惑侦查”的合理性问题,迫切需要理论论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构成我国贿赂案件中使用“诱惑侦查”的主要法律障碍,而“过于频繁使用”和“不当使用”这种手段,也会带来负作用。但不能以此否认诱惑手段在侦查贿赂案件中的有效性及可行性。现阶段“相对合理”的做法是,“诱惑型诱惑侦查”应当禁止。对于犯罪暴露的贿赂案件,可以借用已经存在的机会来实施诱惑。同时,应严格诱惑侦查手段的审批权限。     

欧洲人权法院视角下非法诱惑侦查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以“Akbay and others v Germany 案”为例

Akbay案裁决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诱惑侦查问题上的态度,即诱惑侦查的非法性需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进行识别;非法间接诱惑侦查的认定应当以官方对共犯加入的可预见性、诱饵对行为人影响的决定性为标准。针对官方非法诱惑侦查行为,法律应当施以排除所有证据,或者终止程序等具有同等效果的法律后果。在国际社会毒品犯罪泛滥、全球应对毒品犯罪目标高度一致背景下,该立场反映了诱惑侦查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诱惑侦查规则的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资源与司法实践,区分非法直接诱惑侦查与非法间接诱惑侦查,明确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是促进诱惑侦查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 ,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诱惑侦查问题研究

诱惑侦查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尤其在毒品犯罪中,司法机关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本文通过对诱惑侦查的法理分析和域外立法的考察,指出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并区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得出应当控制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结论。     

论诱惑侦查及其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诱惑类谋略在侦查措施上的运用,根据诱惑行为所起作用的不同,可将诱惑侦查分为两类: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其中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属于非法的,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一般认为是合法的,并且二者的法律后果也各不相同。但是,即使对于允许使用的合法性诱惑侦查也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从一起贩卖毒品案谈起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各种严重的社会犯罪尤其是毒品犯罪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诱惑侦查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是一个新的领域,由于缺乏指导和规范此类侦查活动的程序规定和证据规则,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通过诱惑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的采用应当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和法律的原则。诱惑侦查作为秘密侦查手段应当法制化,并且针对其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也要相应的予以必要的规制。     

论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通常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两种类型。从法律原则角度看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 ,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而应被坚决禁止。对于实践中的诱惑侦查 ,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等方面进行规制 ,将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制的运行轨道。     

讯问型诱惑侦查的正面与反面

在当前"口供中心主义"的大环境之下,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新手段,讯问型诱惑侦查依托其取得口供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侦查机关的重视和青睐.然而,这种侦查方式存在着硬伤,它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侵犯侦查对象的权益,容易产生诱供的嫌疑,因此,通过诱惑的方式得到的证据要经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审核,这限制了讯问型诱惑侦查的推广.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利用艮好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督来规范和制约,是讯问型诱惑侦查得以广泛运用的关键.     

刑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可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前者是合法的、狭义的诱惑侦查,其以结果无价值和法益衡量说为法理基础而合法化;后者是非法、广义的诱惑侦查,其表面上符合陷害教唆但实质上应属于滥用职权罪。将刑法原理引入侦查学领域,有利于增强侦查学的学科基础。     

诱惑性侦查正当性研究

伴随社会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犯罪案件也是日益秘密化、智能化.以前通用的一些侦查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刑法追究犯罪的需求.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诱惑性侦查也就应运而生.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在我国法律上对其尚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出现,其手段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备受争议.对于此问题正当性研究,我国应区别地承认...     

浅析诱惑侦查合法化之必要性及具体适用——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是否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学界颇有争议。本文认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它的合法使用,不仅有利于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提高侦查效率,也有利于权衡各种法益。针对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细化法律的规定,严格诱惑侦查的批准程序和监督程序,对采用诱惑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有效的保护,全面提高侦查人员自身的素质和法律意识,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诱惑侦查涉及之证据问题浅析

国家侦查机关的任务在于追诉犯罪,不得逾越任务权限范围而去犯罪,更不得自相矛盾,为了追诉犯罪而去制造犯罪。而诱惑侦查这一极易被滥用而超越权限的侦查方式在实践中因其高效性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因此在庭审中有必要且必须对这一侦查方式是否超越权限范围通过证明来确定。这就需要根据判断诱惑侦查合法与否之判断标准来设置相关之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     

浅谈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在侦查犯罪方面的准确、高效而备受侦查机关的青睐,但也因其自身存在许多弊端而一直备受争议。本文指出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法理层面来看,诱惑侦查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但需要建立相关的规范机制。     

试论诱惑侦查在贩毒案件侦查中的适用

在贩卖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手段广为使用,但学界与实务界对于诱惑侦查的争论从未停歇.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出现“诱惑侦查”,而是体现于隐匿身份侦查之下.事实上,诱惑侦查运用于贩毒案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但是,我们亟待更加明确和细化地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     

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探析

理论界和实践中对诱惑侦查带来的法律后果争议颇多。本文在界定合法的诱惑侦查的基础上,从违法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违法诱惑侦查中诱惑者的责任、被诱惑者的责任三个方面探讨了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以欧洲人权法院“戈尔巴诉克罗地亚案”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单次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必要的被动性”标准,判断要素包括：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是否具有犯罪倾向以及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多重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取决于每一次引诱行为是否满足“禁止过度引诱”标准,同时,还要求作为整体的多重引诱行为符合“禁止不当扩大犯意与犯罪范围”标准,后者的判断要素为延期适用理由是否正当。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审查程序应与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保持一致。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我国完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具有借鉴意义。     

浅析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及其规制

长期以来,我国在打击犯罪过程中经常使用秘密侦查手段,尤其针对毒品、贿赂等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行为.诱惑侦查则为秘密侦查方式之一,但时至今日,立法上仍没有清晰完整的表述,诸如我国对诱惑侦查的态度、关于诱惑侦查适用等.本文则针对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以及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展开论述,并对我国诱惑侦查立法与实践提出些许建议.     

论"因诱之罪"应如何定罪——以有限肯定诱惑侦查为前提

诱惑侦查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并在实践中推广开来。诱惑侦查的价值虽然颇受争议,但大部分人都认可诱惑侦查在一些无被害人的案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应当在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上加以进一步规范。同时,诱惑侦查这一诉讼手段在实体法上会产生相应影响,由此产生的"因诱之罪"的未遂、预备犯罪形态,与一般犯罪主体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有所不同,所以处罚时应当适当予以减轻或从轻;"因诱之罪"中的既遂、中止形态,由于司法机关的主动引诱而应相应减轻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     

诱惑侦查的类型化与法治化

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显示出了回应型侦查手段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也因其易滥用易侵权的特征而倍受质疑。本文将诱惑侦查类型化为警察利益型和公共利益型两种,藉此将对诱惑侦查的探讨从形式引向实质,希冀对其法治化进程有所裨益。     

析禁毒工作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对禁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因其具有正当性和非法性的二重属性而受到争议，应当针对案件具体情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