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试论教师惩戒权的权力性与规范

在法律制度规约权力的常态下,教师惩戒权应明晰其法律属性.教师惩戒权应该是基于国家教育权的授权与教师职业专业化的派生而形成的一种权力,存在于师生间的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教师惩戒权本质上的权力属性并不能否定教师在如何操作层面的选择权利.应通过“良法”之治和人理结合,实现教师惩戒权的合法与合理行使.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三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与“去中心化”为基本品性的西方治理思想不同,“政党引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模式源于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独特的文化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厚重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为理论支撑,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模式厚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和“民本思想”之中,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百年创新历程,打破了西方社会治理中“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圭臬。在理论维度,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模式确立和强化了党在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建构性与引领性功能,建构了一种基于“政党-国家-社会”三元互动框架的社会治理模式,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既有治理理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话语的治理方案。     

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质疑

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但无限防卫权的确立损害了“刑罚权应由国家统一行使”的原则，损害了刑法的公正价值，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我们应在立法上尽早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近年来关于城中村治理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近郊农村被纳入到城区,成为非农非城的“城中村”,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城中村治理的关注.在研究框架上,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框架显然比国家与社会更符合城中村情境.在研究方法上,过程-事件分析法的出现弥补了结构制度分析法的不足.在关注村庄秩序何以可能问题上,众多研究者均认为城中村出现单位化趋势,而“企业主导治理模式”成为单位化村庄的主导模式.单位化村庄如何终结将成为未来所关注的焦点.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反思与重构环境权体系及其制度——以矿业环境权为例的实证分析

新型环境权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理论上却处于凌乱状态,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环境权是抽象的体系,各自分别选择其中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并以此代为整个体系做出结论,整合起来的环境权则是似而非、莫衷一是。出路是,按环境权在市场、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的布局,分为市场的经济环境权、社会的公民环境权以及国家的政治参与环境权,三者的个性大于共性;按"权利状态二元结构"原理,明晰市场与政府在环境权管理方面的职能和分工,政府是动态性环境行使权的管理者而非参与当事人。可以入宪的是社会性公民环境权,但应将"加强社会立法"入宪,因为公民环境权属社会法范畴。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保持定力适应调控新常态

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因此，宏观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其工具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社会信任的重建：社群主义视角

信任为“社会关系”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背景支持。当前，我国社会信任范围不断延伸，信任种类不断增多，但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出现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信任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新的信任模式未建立起来。从社群主义视角出发重建我国的社会信任，可以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等四个方面着力。     

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

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它有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基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是实现“社会本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原则和长效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有：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     

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湖北荆门J村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必须回应自上而下规划的社会变迁与自下而上乡村性质变迁的要求,村组两级组织的接点治理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保证村庄社区的有序稳定,有效表达村民公共需求。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覆盖型的接点治理模式,还是农业税时期结合型的接点治理模式,都是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会的有益尝试。后税费时期的治理接点被弱化甚至瓦解,使原来的国家-接点-农民关系变为官僚体系与农民的直接打交道,它带来基层组织的脱嵌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只有重塑治理接点的权力性质,实现其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使合法性与合理性兼具一身,才能呼应并协调地方诉求,促进国家政权建设稳妥推进。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一套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该理论为解决当下我国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解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之提倡

传统的国家本位环境犯罪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欲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就必须转变环境犯罪的治理模式。公众参与型犯罪治理模式在整合治理主体、保障提升非刑罚手段的治理效果以及推动治理的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的建设,应该培育公众参与环境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建立环境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公共治理涵义、意义及中国化

公共治理是指政府及其他组织组成自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形式。它标志着公共行政学二元模式的变革,将行政民主方式推向深化,并打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使官僚制空间被压缩。公共治理中国化将是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深刻变革及文化的培育。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税收与国家征税权之横向解构——一种公法视角下对“税权”的解读

文章以养路费的合法性之争为引子，从公法角度提出国家征税权实质上是国家取得税收收入的权力，其在法治社会中则表现为税法制定权和税法执行权。其中税法制定权是最基本的创制性权力，税法执行权是由立法权派生而出的，税法行政解释权则是通过与税收行政规则制定权结合行使，而成为税法制定权的一种特殊运作状态，但其本质上仍应当属于税法执行权的一种。文章通过对国家征税权的横向解构，最后形成我国征税权的结构图，期望对我国税收立法、执法实践有所裨益。